胡祖六：浮動匯率一石二鳥 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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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主動采用靈活匯率制，既符合本國利益，又可在國際上得分，如此一石二鳥之舉，何樂而不為？

　　□ 胡祖六/文

　　中國財長金人慶與央行總裁周小川近日破天荒獲邀參加七國(G7)財經首長會議。雖然 匯率問題沒放在正式議程中，更沒有印在晚宴的精美菜單上，想必在賓主之間客氣的對話與磋商中難避此題。

　　首先，從經濟角度而言，雖然世界經濟在2004年度的增長勢頭強勁，但地平線上浮現了令人不安的陰云。美國的聯邦預算赤字與經常賬戶巨額逆差，以及國際油價的飆漲，可能推動通貨膨脹與利率水平的大幅上升，對世界經濟與就業增長產生負面沖擊。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已超過6000億美元，占GDP的5%以上，歷史上未曾有過如此大的失衡。雖然外國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美元在過去兩年中還是不可避免地持續走弱。但美元相對于歐元的大幅貶值迄今對美國的經常賬戶不平衡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校正性影響，原因在于日本、中國與墨西哥的貨幣跟著美元亦步亦趨，美元按貿易加權的匯率貶值程度其實不大，意味著美元需要進一步大幅走弱。美元的崩潰將使通貨膨脹的預期更趨惡化，導致市場利率上升，從而使美國與世界經濟的增長前景轉趨暗淡。

　　基于對這種風險的憂慮，美國、G7與IMF都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國。中國是全球第三大貿易國。美國的經常賬戶不平衡大約1/5源自中國。而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掛鉤，所以人民幣重估與升值的呼聲不絕于耳。

　　其次，從政治層面考慮，美國的總統大選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制造業勞工失業、白領服務職位外包流入印度與中國、經常賬戶巨額逆差、油價等問題相互交織，刺激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客觀公允而論，布什政府雖在國際安全與軍事上強硬蠻橫，但在國際貿易政策上總體而言還算理性溫和。國會、勞聯與五花八門的游說組織與特殊利益集團一直圍繞中國匯率問題糾纏不休。2004年前三季度布什政府就曾兩度否決了專門針對中國匯率的歧視性貿易提案。問題是在選戰難分難解之際，白宮會不會在保護主義勢力面前屈服？

　　美國作為中國舉足輕重的經濟伙伴，其對于人民幣匯率的立場與要求不管合理與否，中國自然不可全然漠視。更為重要的是，從中國自身利益出發，也非常必要重新評估現行匯率機制。

　　無論從經濟學理論、國際經驗還是中國的國情來考慮，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都不合時宜，也難以維系。它的一個根本性缺陷是使中國作繭自縛，喪失了貨幣政策的主導權。

　　現行匯率制度對中國造成的困擾，在此輪宏觀經濟過熱中表現無遺。在固定匯率下，國際收支持續盈余與資本流入，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內貨幣與信貸過度擴張，從而引起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事實表明，央行的對沖操作難以消除外匯儲備資產迅猛增長而產生的貨幣供應。國內銀行體系越不健全，風險管理與信貸配置的能力越弱，國際收支盈余最終誘發過熱與泡沫的風險就越大。政府宏觀調控行政手段主要針對特定的所謂過熱行業，但整體經濟的流動性過多才是真正癥結所在。

　　遺憾的是，在名義匯率穩定與國內物價穩定之間，中國選擇了前者而犧牲了后者。而通貨膨脹壓力的不斷上升，導致了人民幣真實匯率的升值，事實上已損害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使得維持固定匯率的惟一理由也喪失殆盡。而與此同時，還授人以柄，讓美國與國際上許多人平白無故地指責中國維持“人為低估”的固定匯率以圖不公平競爭優勢。

　　在過去兩年國內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辯論中，認為浮動匯率必將導致人民幣大幅升值，從而必將降低出口競爭力的意見廣為流行。正是這種對人民幣必然大幅升值的不合理預期與對人民幣升值的非理性恐懼，妨礙了中國及時果斷地改革匯率制度。

　　雖然一年前調整匯率的時機更佳，但現在行動也猶未為晚。主動放棄固定匯率，采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可使中國重新得到對貨幣供應的自主控制權，將大大提高包括利率工具在內的貨幣政策有效性，從而減少政府實行宏觀調控時對傳統行政手段的依賴，有利于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靈活匯率制度也可幫助中國有效應對包括原油價格在內的各種負面沖擊，改善貿易條件。中國在履行WTO協議方面的成績舉世共睹，而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可進一步遏制全球范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化解各種因匯率引起的貿易摩擦，有利中美關系良性發展。

　　中國主動采用靈活匯率，既符合本國最佳利益，又可在國際上得分，如此一石二鳥之舉，何樂而不為？■

　　作者為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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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雜志2004年10月04日刊目錄 www.caij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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