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過去兩年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的拉動，但這個出口拉動在一定意義上是臨時性的，因為我國疫情控制住了，別國沒有控制住。”11月27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在由《財經》雜志、財經網和《財經智庫》主辦的“《財經》年會2022：預測與戰略”上如是表示。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

　　在黃益平看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對明年GDP增長的預測，發達經濟體明年大概平均增長4.5%，發展中經濟體明年大概增長5.1%。這兩個不同群體之間的增長差又回到了0.6個百分點，這是所說的明年的新的新常態，這可能不是一個長期的現象，也可能是一個短期的轉型。

　　出現導致新的新常態的原因有很多，具體講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疫情對各國經濟沖擊的程度很快會出現更大的分化。二是美聯儲政策調整可能會導致經濟表現的分岔。

　　疫情防范可能需要我們進一步采取比較恰當的措施，歐美已經準備放開疫情管控，我們到底放不放？我們能不能放？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美聯儲的政策調整對很多國家會造成沖擊，我國也會有貨幣貶值的壓力，資本外流的壓力，甚至資產價格下行的壓力，如果碰到這些情況怎么辦？怎么避免讓這些問題不會變成嚴重的后果，只是一個金融市場的調節。

　　他分析，明年經濟的政策空間還是非常大。明年能不能很好地利用政策空間來穩住經濟增長非常重要，其中跟疫情有關，我國過去兩年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出口的拉動。如果現在世界經濟都開始復蘇了，我國出口速度可能會明顯下降。用什么新的增長來穩定宏觀經濟，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以下為發言實錄：

　　黃益平：祝賀《財經》年會再次召開，我也很榮幸來參加今天的討論，其實我就想討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我的一個猜想，全球經濟明年可能出現所謂新的新常態。展開這個問題具體說三點：第一，解釋一下我說的新的新常態是什么意思。第二，為什么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第三，這樣的情形出現對中國可能意味著什么？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可以回憶一下有一個金磚國家的概念，最初是高盛的首席經濟學家在報告中提出的。他提出的一個主要思路是說，在過去，尤其是二戰以來的階段，世界經濟增長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引領，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的格局可能會發生改變，所以他所謂的金磚就是“Brick”，主要講的是四個經濟，有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他認為這四個國家在未來幾十年以后，在世界經濟當中會占到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就是他所說的新常態，新格局。

　　我們都知道，現在有一個金磚國家的組織，上海有一個新發展銀行，金磚國家共同組織成立的新的國際組織，在成立這個組織的時候加入了南非，它們可能會引領這樣的一個經濟發展。

　　從數字上來說，為什么在新世紀初后經濟會進入所謂的新常態？新常態大概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一下歷史數據，簡單看一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每年GDP增長速度的差。在1980年到1999年的20年間，它們兩個群體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的差是0.4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在那段時間，發展中國家平均的經濟增速比發達國家快0.45個百分點，不到半個百分點。這個表現對發展中國家不是特別好。

　　一般有一個經濟后發優勢，水平比較低，增長速度應該比較快。但事實上，在上個世紀最后20年，就是很多新興市場國家開始走上全球化道路的20年，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增長表現并不是非常理想，很多年出現了很多負增長。在80年代、90年代一再出現了債務危機、金融危機，拉美的、亞洲的都有。所以這是我們在前期全球化經常看到的現象，其實世界經濟增長還是由發達經濟體引導。 

　　但是進入本世紀以來，也就是提出金磚國家的概念以后，確實在那一段時間新興市場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速大幅度提高。看2000年到2019年這20年的GDP增速，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上升到了3.65個百分點，確實很明顯地看到發展中國家開始引領世界經濟的增長，這就是過去經常說的經濟新常態，世界經濟的新常態。

　　但我覺得今年或者明年可能會出現一些變化，這個變化我會引用IMF的預測，我看的并不是具體數據預測是多少，更關心的是不同經濟體之間相對增長的變化。看國際貨幣基金對明年GDP增長的預測，發達經濟體明年大概平均增長4.5%，發展中經濟體明年大概增長5.1%。這兩個不同群體之間的增長差又回到了0.6個百分點。剛才我說的在過去20年這兩組之間的增速差異是3.65個百分點，接近4個百分點，但到明年一下子回到了幾乎上個世紀最后20年差不多，就是0.5個百分點左右。

　　這是我所說的有可能明年的新的新常態。我說新的新常態這個詞可能很多人覺得是一個過渡期的情況，再過兩年又恢復到了過去一段時間。你也可以不同意用這個新的新常態概念，我想說的是未來一兩年、兩三年，世界經濟格局會和過去一段時間不太一樣，很可能和上世紀最后20年更加類似，這是我說的新的新常態的概念，這一點對于世界各國都有很重要含義。

　　除了GDP的增長，我也看了IMF關于出口的預測，明年世界經濟的增長可能還是會比較強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各國出口增長的預測，發達國家明年平均增長6.6%，發展中國家明年平均增長5.8%，這也是非常難得的罕見情況。在過去一般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基數比較低，增長比較快，出口的擴張也比較快，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但明年出現了一個反常的現象，這就是我說的第一點，什么是我所說的新的世界經濟的新常態。再說明一點，這個所謂的新常態，可能不是一個長期的現象，也可能是一個短期的轉型。

　　解釋一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我覺得背后的因素很多，具體講兩個方面的因素，有可能會直接導致現在所說的新的新常態。

　　第一，疫情沖擊。疫情對世界各國的經濟都造成了比較大的沖擊，除了中國和個別的經濟體以外，在過去這一兩年經濟明顯萎縮，但現在看起來，有可能在慢慢走向結束，但到底什么時候結束，說實話我們也不知道。去年我參加《財經》年會的時候，也說疫情即將結束，現在還沒結束，所以預測本身不是那么準確，但是有可能慢慢即將過去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疫情對各國經濟的沖擊差異不太一樣。雖然去年都一樣，在往下走的分岔會變得更加明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疫苗，發達經濟體到現在估計大部分想打疫苗的基本上都打了，但是在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非常糟糕，絕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足夠的疫苗服務他們國內的老百姓，甚至有的根本就沒有。這種情況如果延續下去，會加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岔。我們已經看到，像北美、歐洲已經開始慢慢開放它的國境，但很多發展中國家可能會比較難，最近又看到南非的病毒變異，甚至又有傳播的跡象，美國政府又宣布了對個別的國家加強關于旅行的限制。這樣的一些進展，意味著對明年的經濟來說，疫情對各國經濟沖擊的程度很快會出現更大的分化。

　　我再用一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到2022年年底，和疫情沖擊以前相比較，世界經濟可能還會低3個點，意味著即便到明年年底，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世界經濟經過2020年的沖擊，2021、2022年的復蘇，到2020年底仍然沒有回到疫情沖擊以前的趨勢水平，說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是長期的現象。

　　但這里有一個有意思的數據，他們的預測是發達國家基本上都能回到疫情沖擊前的趨勢水平，中國也能夠回到疫情前的趨勢水平，剩下的3%都是誰貢獻的？都是剩下的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這也就意味著即便到明年年底，我們來看疫情對各國經濟的影響，會出現非常明顯的分岔。發達國家基本上都能修補回來，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除了中國以外的發展中國家的沖擊仍然會非常嚴重，這是疫情導致的經濟表現的一個非常明顯的分岔。

　　第二，可能會導致經濟表現的分岔的是關于美聯儲政策的調整。現在大家討論到底什么時候開始調整，什么時候減少流動性的數量，什么時候會加息？這些問題還有一點不確定性。但是最近拜登政府已經明確提名鮑威爾連任，同時提名布雷納德女士擔任副主席，應該說對貨幣政策的可延續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什么時候會加息，什么時候會正常化的這個時間點，對市場人士很重要，對我來說沒那么重要。我們知道它的貨幣政策要出現調整是很重要的，因為美聯儲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中央銀行，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當美聯儲開始寬松的時候，世界各國都會獲益，當美聯儲緊縮的時候，世界各國都會受影響，其實在全球危機期間我們已經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在2008年、2009年美聯儲開始實施大幅度寬松貨幣政策，各國所感受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四件事情：一是大量的資本流入，二是市場利率下降，三是貨幣升值，四是資產價格上升。如果這幾個方面綜合起來發揮正面作用，對經濟增長會發揮積極的作用。這是寬松的時候我們感受到的結果。但其實貨幣政策寬松到最后總是要正常化，要收緊，收緊的時候其他國家就會受到影響。在上一輪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的時候，很多國家經歷了金融危機，土耳其、南非、俄羅斯的日子都非常難過。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大家記憶深刻的2015年8月11號匯率中間價改革，當時的改革引發了對貶值的預期，資本外流的壓力等一系列的問題。這當然是因為那天的匯改導致的一些預期的改變。但其實有一個更宏大的背景，我們一般很少討論，當時恰恰是美聯儲正處于正常化貨幣政策的時候，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不是在8月11號產生的，是在2014年年底就開始形成了。只是一開始央行沒有采取措施，所以市場認為也許央行不會擾動，一旦動起來引發了一些問題，對我們來說，導致了金融市場的波動，對有一些國家導致了金融危機。

　　這樣的一個故事，我們今天重溫一下是很有意義的，它的實際意思是，當美聯儲開始回調貨幣政策，很多發展中國家又要重新遭遇幾年前碰到的問題，可能貨幣會有貶值的壓力，資本會外流，甚至資產價格會下降，最后的結果對每一個國家不太一樣。金融市場有一些波動很快就過去了，如果你的經濟基本面比較不健康，有可能導致災難性的結果，就像上次一樣。這次市場人士又開始擔心一些國家，土耳其又在名單上，還有埃及、羅馬尼亞、斯里蘭卡。什么樣的國家比較讓人擔心？就是國內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貨幣被高估的程度比較高，政府負債太多等，經濟基本面不好也很難承受大量資本的進出，很容易出現比較嚴重的后果。如果本身金融體系穩健，經濟基本面很好，也許不是很大的問題。但恰恰我們知道，有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不是特別好，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值得關注的，這可能會導致所謂的新的新常態的第二個原因。

　　總體來看，確實有一些具體的因素會使得今年、明年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表現出現逆轉，這個逆轉就是新的新常態。

　　最后簡單講一下，這樣一個所謂的新的新常態對中國可能意味著什么？說三點：第一，疫情防范可能需要我們進一步采取比較恰當的措施，去年我們的疫情控制做的比較好，經濟復蘇也比較早。但歐美已經準備放開了，我們到底放不放？我們能不能放？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最近接到好幾個通知，邀請我去加州圣地亞哥參加中國論壇，我可能可以去，但可能回不來，或者回來以后就很難回學校上課。這樣的一些問題，將來不光是我會碰到，很多企業界、商業界的人都要碰到，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好消息是，今天我看到一條消息，香港和大灣區準備開始通了，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過去靠零容忍把它管制住了，將來怎么辦？是我們需要認真思量的，我不是醫學問題專家，就不多說了。但這個肯定會影響明年的、今后的經濟發展的態勢。

　　第二，我們也需要注意一些金融風險的因素。美聯儲的政策調整對很多國家會造成沖擊，我國也會有貨幣貶值的壓力，資本外流的壓力，甚至資產價格下行的壓力，如果碰到這些情況怎么辦？怎么避免讓這些問題不會變成嚴重的后果，只是一個金融市場的調節。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去年不計一切代價的政策過去以后，我們綜合性的杠桿率、非金融杠桿率已經上升了22個百分點，占到GDP的280%，這中間高負債，如果出現流動性的波動，是可能造成一些嚴重后果的。

　　去年的時候我參加《財經》的活動，擔心兩個領域會有金融風險，一個是地方負債，一個是銀行不良率。銀行不良率是因為中小企業貸款發了很多，最后會導致一些問題，這個問題今年沒有爆發出來，并沒有成為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但明年不良率是不是又會出現，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房地產市場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當杠桿率非常高的時候，金融體系就會變得相對比較脆弱，如果有一些沖擊，尤其是對流動性的沖擊，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第三，我們對增長可能需要高度重視。李揚老師講的我們的增長減速速度比較快，明年經濟的政策空間還是非常大。我覺得明年能不能很好地利用政策空間來穩住經濟增長非常重要，其中跟疫情有關，我們過去兩年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出口的拉動，但這個出口拉動在一定意義上是臨時性的，因為我們疫情控制住了，別人沒有控制住。如果現在世界經濟都開始復蘇了，我們出口速度可能會明顯下降。我們用什么新的增長來穩定宏觀經濟，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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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