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第四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于5月17日在北京舉行。上圖為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圖片來源：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2015第四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于5月17日在北京舉行。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在演講時呼吁建立綜合農協，統籌農村發展。

　　楊團給出的理由是，第一，綜合農協有利于滿足三農領域第二次現代化的需求，能做到生態文明的現代化，讓經濟和社會協調共融。第二，綜合農協可以適應中國三農的特征。第三，綜合農協可以推進中國鄉村的基層社會治理，向著民主化的方向發展。第四，綜合農協基本具備移動互聯時代O2O模式的要素，有足夠黏性的海量社員和線下的多元綜合服務。

　　對于“綜合農協”與華西村不同的實踐道路的提問，楊團表示，綜合農協是要實現農民之間的合作、共舉、共通、共融。而華西村雖然富裕了，但已經成為了一個特權集團，在剝削外來的打工者、“幾萬人為1000多人服務，這當然也不是我們想要的”。

　　以下為演講實錄：

　　楊團：首先對于三農改革和現代化來講，很多人覺得是一個無需再談的題目，當然對我們來講，我們是覺得需要劃分第一次現代化和第二次現代化。第一次現代化是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過程，但是現在全球進入了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的過程，而且是經濟為中心到生活質量的全面的、多元的、多樣的提升。這樣的一種第二次現代化，其實在國際上，在發達國家，大約在2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

　　那么第二次和第一次相比，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網絡智能這是大家了解的，還有政治民主化是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還有其實工業比重下降了，不再是工業時代那樣工業一定要占多少比重，甚至服務業的比重上升，而服務業的比重當中，有大量新產生的服務業，第一次和第二次現代化，如果說它的區別，第一次更多地是對自然的掠奪和征服，第二次更多地是對自然的保護和回歸，第一次更多地是經濟和社會是分離的(先要有經濟，才能用錢來支持社會)，當然如果經濟搞得不好，社會就毀壞了。第二次實際上經濟和社會融合得很密切，尤其是到了移動互聯時代。

　　第二次現代化與三農聯系密切

　　我們有一個概念是說，第二次現代化(走向生態文明的現代化)一定是和三農密切連接的，這樣其實對三農可能都需要重新定義，農業其實是一個生態的和社會經濟的系統，它一定是人、自然環境和農業生產物共舉的，農村是一個人口密度相對比較低，能夠保持更多的自然生態環境的空間，而不是我們原來把農村和城市分離，農村就是很低下的、臟亂差的那樣一個代表。農民每年有固定時間從事農業的耕作，也就是說他除了職業農民以外，兼業農民其實也可以放在里面，而且兼業農民是可以同時有多種身份的，我見過一個挪威的衛生部長告訴我，他同時是農民，他在家里頭還有奶牛，當時我很驚訝，后來發現其實這就是相當于第二次現代化，人身份的多元化。

　　農業現代化的兩種思路

　　三農的現代化是實現第二次現代化必備的前提和條件，下面列舉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現代化的兩種思路，其實它就是屬于第一次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的，和第二次更加走向生態文明現代化的不同思路。農業現代化在工業的時代基本思路是資本擴張、規模經營，機械化的方式讓農業職業通過技術進入現代化，那么這個過程和結果一定是會擠壓中小農戶的生存空間的。

　　另外一種思路是要發揮中小農戶的潛能，通過合作、通過農民的組織化和服務的規模化實現農業的規模化，而且要更多地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農民的現代化來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農村現代化的基本思路，目前正在做的就是國家大量地投資，投資基礎設施、也包括投資科教文衛，土地集中、農民上樓、農村城鎮化。但是另外一條思路是就地農村現代化(合作投資、農民互助、社區建設、生態環境保護下的一種鄉村自治)，而且要同時保護農村各地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工業時代的思路是，農民職業化、農民職工化、農民大農化，然后他們都各自獨立，跟工業體系的概念是一樣的，當然這也提高生活質量。另外一種思路是農民兼業化，中小農戶適度規模為主的多元主體的相互合作，而且是生態種植、多樣種植、多種就業、多元收入來提高生活質量。

　　所以現在有一個新的提法叫城鄉等值，這個城鄉等值更多地，很多人是把它看作在社會服務、社會建設這些方面的城鄉等值，而我們如果從生態文明的角度來講，就是說城市和鄉村(包括城市也要走向生態文明的城市)，那么今后的城市的改造可能比農村的改造還難，在農村的現代化過程當中，我們國家也好，在其他的國家和地區也好，出現了一種超越村莊和鄉鎮行政界線的鄉村群落，這種群落它是依靠工農群組的幅射形成的，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當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一種形態，而這種形態既有是農民自發產生的，又有是像比如說華潤希望小鎮是工商投資形成的，所以這樣的一些形態正在產生出一些新的情況，這樣的新情況只要它是奔著第二次人類的生態文明的現代化的過程，那么它就有可能是超越上一個時代的。最終追求后工業時代人與地球和諧共處的生態文明新時代，應該是三農改革的重要方向。

　　現存三農體制是隔絕和割裂的

　　中國三農改革的路徑探索，我們看到現在的三農體制，可以用隔絕和割裂四個字來形容，城鄉隔絕、戶籍隔絕，商品流通和金融的流通是隔絕的，空間和市場產業是隔絕的，當然這個隔絕就為我們今天的改革，就為包括互聯網的這種融通帶來了很大的機會。

　　割裂是農村、農業和農民是隔裂的，我們談起來都是分開談的，經濟和社會是隔裂的，經營主體和家庭主體是隔裂的，生產、生態和生活的環境是隔裂的。

　　那么真的要進行三農領域的深化改革，首先是在觀念和思維上地變革，這個觀念和思維上地變革，剛才韓俊已經講到了，中央文件思維的變革已經非常地明確了，另外在體制上的變革，這個還是很困難的，城鄉一體不僅是在經濟運行上，還有在社會管理上，這些方面的體制變革，都還是比較大的難題，而生產、生活、生態，能不能形成互聯網時代的產銷一體，也是比較大的難題。

　　農村需要綜合農協拉動

　　那深化改革的路徑到底在哪里，原有的路徑是我們都熟悉的，我們看到新的路徑就是移動互聯時代的合作重回世界，剛才荷蘭的嘉賓特別談到合作，我認為在互聯網時代合作有新的含義，這個合作不是因為過去農民因為經濟利益，所以我要合作，而今天是由于情感、由于創新，是由于社交關系的聯絡，所以我們要合作，也就是說這個經濟的、利益的、物質的，它往往是后來的結果，而不是我合作的目的和目標，這樣的合作已經有了新的含義，這樣的合作在互聯網時代，再加上所謂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它就有可能出現新的局面。這樣一個局面在農村會怎么表現，我們認為農村的鄉村群落，是需要有一個工農群組去幅射拉動群體成長，這個工農群組可能就是新型的綜合性農民合作組織，所以我們叫綜合農協。

　　綜合農協在東亞和中國，都是有經驗的。我們大陸的新農協，比如山西永濟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已經跨了兩個鄉鎮，而且有了3800多戶，有幾萬人，它的土地的合作，剛才吳敬璉先生講到土地流轉的各種形式，它的各種形式幾乎都有，而且有意思的是2006年的時候，他做了一個雇工式的土地流轉失敗了，從2009年開始，他在做土地合作的方式成功了，土地合作的基本要點是，這個協會給農民提供服務，而不是雇一批農民去當雇工，這樣的一個協會走到今天，它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體量，這個提量能夠達到一年的銷售額大概超過4000萬，然后它的工作人員有100多人，每年給這些工作人員發工資，工作人員基本上是大專生為主了，大概還能夠有個兩百萬左右的利潤。

　　而這個利潤來自哪里？第一個是來自于小額貸款的金融，第二個是來自于供銷(農產品的營銷和消費品的營銷，包括農資，甚至還有手工藝，還有農業加工的一些收益)。它做老人服務、兒童服務、文化娛樂，包括還有農業技術推廣這樣的一些工作資金，沒有讓政府出一分錢，都是綜合農協靠自己的努力、自己掙出來的錢，用他的經濟去養社會、養文化，形成了經濟和社會完全融合一體。

　　所以我們來講這個主題，我們是認為綜合農協可以成為中國三農改革的突破口，它之所以可以。

　　第一，它利于滿足三農領域第二次現代化的需求，就是要做生態文明的現代化，要讓經濟和社會協調共融。

　　第二，它可以適應中國三農的特征(兼業化、中小農戶為主、種植就業收入的多元性)。

　　第三，它可以推進中國鄉村的基層社會治理，向著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剛才我說的這個協會按照他們自己定的制度，過一些年就會進行選舉，而且他的組織制度的調整，也是朝著這樣一個民主化的方向走的。

　　第四，從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綜合農協可能基本具備移動互聯時代O2O模式的一些基本要素，因為它有足夠黏性的海量會員或者社員，然后它有線下的多元綜合服務，這是一個基礎了。然后它的供應鏈是完全閉環的。如果再加上線上支付的話，它就可以更快地成長。

　　我們認為綜合農協的這種制度和這樣的一種組織形態，它是有可能銜接三農發展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供銷社不是農協組織 是職工組織

　　后邊再講一點就是關于供銷社的綜合改革，供銷社綜合改革是今年4月份的時候，中央有一個文件，而這個文件實際上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花了幾年的時間推出來的，大概念是說供銷社要成為一個綜合性的農民合作組織的領軍主體，供銷社目前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體量很大的三農集團軍，大概300多萬職工，大概每年有300多萬的利潤。它在鄉鎮這一級有2.5萬個供銷社，在鄉村一級有31萬個點。

　　中央之所以把供銷社作為一個相當于走向綜合農協路徑的排頭兵，是因為供銷社本身的體量很大，系統完整，還有就是它同時兼有事業單位、社團、企業，它同時有公益性，也有商業性。

　　所以供銷社的改革，將是我們未來關注三農改革的一個重要焦點，而這個焦點的關鍵在哪里？供銷社的商業部分做得不錯，但是比剛才我所說的綜合農協做的最差的，它不是農民的組織，它是職工的組織。它如果能夠和剛才我講的這種真正自發、自主生長的，像農協這樣的組織能夠結合起來，那中國的三農就有希望了。

　　綜合農協是農村發展的抓手

　　最后要做一個總結就是，我認為可持續農業、生態農村和農民就地現代化，是實現新時代國家現代化的一個必要條件，要做這個現代化是要重建農村的社會基礎的，要重整農村的基本功能，這個新型的綜合農協是重要的載體和抓手，它是兼顧經濟和社會功能的，而且目前它已經具備了境外經驗和中國本土經驗，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這樣的條件。

　　所以它對于走出三農困境，對于走出鄉鎮治理的困境，它是應該有重要意義的。在今天供銷社綜合改革，已經成為了國家重大戰略布局的形勢下，怎么去推動用綜合農協的路徑，用加強基層合作社的改革和改造的路徑，去推進三農領域的改革，我覺得是其中的關鍵。

　　華西村成了特權集團 剝削外地打工者

　　提問：聽到楊團教授在農業綜合社方面進行了探索，令人欽佩。我想問一個問題，你現在說搞的綜合農協，當年的人民公社高級合作社，有什么區別。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國都在包產到戶之后，像華西村走集體經濟的道路，有什么區別。

　　楊團：非常好的問題，這個是問到點上了，我們先得說，人民公社和我們所說的新型的綜合農協有相似之處，但是它最大的本質區別是什么？人民公社是黨政一體的，人民公社是黨政來領導農民的，它并不是屬于農民自主、自治的組織，人民公社的路數，一直到改革開放甚至包產到戶以后還存在，組織讓農民種什么，大家就都要種，結果一下子賠了，誰來管呢？沒有人管，它不是由農民自主決定的，也就是說人民公社這個組織的產權，所有者是誰？是政府，這和現在說的綜合農協是完全兩樣的。所以關鍵是在組織和制度的設計上。

　　第二個問題是華西村現象，這些機構當時都沒有分田到戶，結果一個個都富了，像這樣的村莊大概有1000多個，我們發現這些村莊經濟是上去了，像華西村那里搞的1000多個人，一直包到老包到死。但是經濟雖然上去了，但是農民之間真正的合作意識，農民之間的共舉、共通、共融是沒有達到的。最后導致的是剝削外來的打工者、這些外地的農民，幾萬人為1000多人服務，所以他自己了一個特權集團，這當然也不是我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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