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金融時報社主辦的“2014首屆金融時報年會暨中國金融機構金牌榜頒獎盛典”于2014年12月26日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研究局局長陸磊出席并演講。
陸磊稱,貨幣政策總體是適度的,新增的流動性與外匯占比的下降形成了精準的關系,所以基礎貨幣保持兩位數增長是合適的。
陸磊同時表示,貨幣流動性管理的重要性正在上升,政策制定者應創造比較好的適度流動性。
以下為演講實錄:
陸磊:非常高興有機會參加金融時報的首屆年會!我也在想,在這樣一個隆重的會議當中我講的主題應該是什么?我當時想了一下,“新常態”肯定是大家討論的焦點內容,于是我稍微能不能變一變,談一下在“新常態”過程中,無論政策制定者還有我們金融同業共同關注的不確定性問題。雖然大家都知道“新常態”的若干個解釋都已經是既定的,但是無論如何,在未來的過程中,我們仍然要關注很多可能給我們帶來運行當中的風險因素,并進而進行有效的不確定性管理,或者風險管理。
圍繞這樣一個主題,我大概談三個觀點,不見得正確,同時謹代表我個人,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第一、金融行業所面臨的整體性風險的預判,應該是結構性壓倒總量性,這是我最近一段時間研究的一點心得體會,供大家參考。為什么這么說呢?無論中外學者在最近這段時間都反映出來,可能全球的增長率面臨一定程度的回歸。究其原因是生產函數的變化,而生產函數的變化是要素稟賦的變化。中國從資本相對稀缺,技術相對粗放,資源的使用似乎無極限的狀態轉向勞動力可能出現劉易斯拐點,而資本相對封閉,技術面臨創新,資源的消耗面臨極限這樣的一個態勢。所以,使得我們不得不尋求某種新的增長形式。
當然,這里面從學術角度出發,我也提出個人的一點看法。我倒是不認為我們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因為創新本身它是要有平臺和載體的,技術往往就是創新的一個平臺和載體。所以,能不能從學術角度更加準確的理解我們面臨的驅動變化呢?我想很可能我們從政策驅動轉向市場驅動。為什么?因為原來我們更多關注是總需求,而政策是改變總需求,或者說實現需求波動的重要因素。但是,現在出現了供給結構的變化,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在尋求增長點,增長極,實際上就是從誰來買我的東西轉變為我應該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這種困惑將伴隨我們很多年,在未來一段時間。也正因為如此,當我們看到在技術層面上具有引領新的一些新的互聯網企業的出現的時候,大家會樂此不疲的去追逐。大家也會想,這對供給結構構成什么樣的影響。所以,這是一個本質性的問題。
在這樣本質性問題的沖擊下,作為經濟和金融的反饋機制夠發生變化了,從金融業角度出發,我該從什么來源,什么樣的角度獲得低成本的資金。與此同時我的資金運用應該配置到哪些場合當中去,這跟以往我們不需要太多的考慮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主要考慮規模的運行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我稱之為結構性的風險,因為我們面臨不確定性。
正因為如此,假設大家同意我剛才所說的觀點,于是我的第一個觀點的結論是,周期性因素正在被結構性或者趨勢性因素所壓倒,在重新塑造經濟和金融運行的內外環境。
那么,從這樣一個結論出發,第二點我們發現規模性的金融資源配置將被結構性的金融資源配置所壓倒。也就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將不再是我能做多大的貸款和做多大的全社會融資總量,而是我金融資源能夠配多少,在地區上,行業上應該怎么做,所以這是我的第一個主觀點,經濟到金融,我們發現結構性因素正在塑造未來經濟和金融發展的不確定性。
第二、如果這樣的結構性因素正在上升,那么在宏觀面上我們將面臨哪些不確定性呢?因為剛才我的第一個觀點可能是相對中長期的,而大家很關心的可能是2015或者2016這些短期性因素。在這兒我也帶給大家一些不成熟的觀點:
第一個觀點,在未來一到兩年,“深改+法制”將構成我們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制度性引領。而這種引領將使得經濟和金融,在座的金融行業的同事們,你們都會發現發生一個重大的變化,恰恰201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GDP增長率高于財政收入的增長率,這也會在金融行業當中引出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資金來源變了,資金利率結構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以往大家可能更多關注優質客戶,但是未來一段時間可能優質客戶結構將會下沉,因為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正在發生可喜和積極的變化。我們金融行業的資產配置是否做好了相應的準備呢?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觀點,在宏觀變化當中,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得更加開闊一些,放眼全球,應該說兩大經濟增長極在短期內將是明顯形成的。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盡管我們自己跟自己比,我們的增長率可能有所放緩,但是放在全球,我們仍然是最高的增長水平。無論多悲觀的估計,2015年或者2016年我們仍然是最高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做出很多相應的一些判斷。比如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對制造業的塑造會是什么樣的,中國對周邊國家經濟增長的拉動或者引領作用會有多大?同時還需要評估美國,包括它的經濟增長,它的就業形勢和美聯儲的相應準入。在這樣一種深度融合的經濟體制間的交互關系當中,我們將發現我們在2015和2016年可能經濟的運行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樣悲觀,這是第二點。
第三個觀點,自然而然談宏觀離不開政策,政策當中很重要的是貨幣政策,很多人說松還是緊,我并不想說這樣一個觀點,我只想說貨幣是不是適度的,我覺得貨幣的確是適度的,因為結構性的因素。比如我們外匯帳款的增長率正在下降,但是與此同時,我們通過SLO,SLF和MLF等新型貨幣政策工具的創設,新增的流動性恰恰跟外匯占比的下降之間形成了精準的關系。所以,從這樣一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得到,我們基礎貨幣仍然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因此整個貨幣條件應該來說是合適的。
因此,在這樣一個宏觀環境下,我們能不能得出一點結論呢?結論如下:制度和結構性的角度使得宏觀與微觀,貨幣與金融層面上的流動性管理將上升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可以觀察,是不是我所說的在全球范圍出現中美兩大經濟增長極的重要變化。再與此同時,在貨幣層面上,流動性管理的重要性正在上升。所以,金融行業也好,政策制定者也好,給整個金融業制造或者營造一個比較好的適度的流動性,這將是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觀察到的重要的經濟現象。
第三、金融行業的自身的變化是令人矚目的。這里邊同樣也是需要提示一下,因為我所談的是風險,是不確定性。2015-2016年有哪些不確定性值得我們關注,無非是以下幾個看點供同事們參考。
第一、大宗商品價格是不是存在底部以及何時出現底部,因為全球大宗商品的價格在過去一段時間呈現了比較低速波動的態勢,整個價格是往下走的,PPI在過去33個月在中國呈現負增長,特別到11月份我們PPI負增長7%,這對中國實體經濟部門構成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我并不做定量的評估。如果上游價格持續保持低位,很可能下游價格不見得會出現突飛猛進的上升。這使得我們必須在未來一段時間做出相對正確的判斷。
第二、信用主體的流動,我相信金融行業一定在判斷未來的優質客戶在哪里?無非我們所參照的對象是企業、政府和個人。這里面大家也知道,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在2013年6月份是7110個,它的融資占GDP的比重大概30%左右,但是與此同時企業占GDP的比重大概150%左右,此外還有影子銀行,根據國外金融委員會的測算,大概同樣占30%左右。其實量并不是很重要,因為中國是間接金融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所以,在評估我們的合理負債的時候,是債務融資占主體,并不是主權融資占主體。所以,它不能單純的或者簡單的進行國際比較。實際上我們要看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是不是安全的,是不是穩健的。結論是至少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們經過相應的財務評估,并不能看到上述的主要借款人會出現非常明顯的負債問題,仍然是屬于優的。難道一點問題也沒有嗎?我們在關注錯配問題,如果搭配不當,一定會出現再融資,而階段性的再融資會對債券市場,銀行信貸和整體金融的流動性都構成相應的沖擊。
第三、金融業自身的融資的綜合成本與實體經濟部門的籌資成本之間面臨一定的關聯性。這一點我們往往在理論分析和政策分析當中是割裂的。一方面我們看實體經濟部門的融資難,成本高問題。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大量的銀行的經營結構表外籌資的成本也相對較高。所以,實際上這兩個問題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資金來源成本相對比較高,你資金運用的價格就下不去。所以,這需要政策當局和我們在座的金融行業共同想辦法做一些創新,使得我們社會整體的籌資成本能夠達到穩健的為各方所接受的狀態。這是第三個問題,我相信在2015年我們也將觀察到相應的政策擺布,政策調整和金融行業層出不窮的新產品和新服務。
最后,作為一個第三點的結論,如果我剛才的一些總結,不確定性可能是粗淺的,不見得完備,可能還有其他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承認上述我所提到的三個問題,那么金融行業該怎么辦呢?我想還是兩性,要有彈性,要有韌性,有韌性就意味著自己能活。在各種各樣的沖擊面前不至于驚慌無措,或者不至于出現大的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有彈性就意味著面對這些環境還能找到真實的優質客戶,并進而能夠獲得適度的盈利。因為我們在座的金融機構基本上以盈利為自身存在的基本目標。
所以,一句話做一個總結,根據我剛才所談到的整體性風險可能是結構性的,宏觀面既要考慮國內和國際,同時還要考慮貨幣條件。在微觀面,我們重要的一個思考方向是籌資成本和我們的資金投放的價格。那么,綜合上述,一個結論是風險是任何一個新興經濟體在走向成熟所必須要面對的。而政策當局是必須要對相應的分析進行宏觀面的考慮,而金融行業也是必須要針對這些不確定性來做。我相信我們走過幾輪經濟周期之后,我們應對這些問題的能力會更加提高,我們的工具會更加充分。所以,最后的宏觀經濟基本穩定,這些效果會變得更加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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