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來講，對于美聯儲而言，希望調整經濟一系列政策，調整美國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能調整美國的經濟，而且對美國的失業率控制一個合理的水平，但是美國失業率的水平已經達到26年來的新高，許多人擔心美國政府的赤字，擔心美國一些州破產，也是由于州政府的赤字太多、負債太多等等。

　　日本和東亞的情況跟美國不一樣，我們希望世界各個國家應該攜手來共同抵御金融危機。就像薩克斯先生說到，我們對于整個國家包括美國而言，美國的美聯儲和一些貸款機構，美國的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已經慢慢出現平衡的狀況，所以我認為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美國的利率在慢慢提高，其實最關鍵的是對風險的防范意識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人們對于風險的評判，包括美國財政部整個風險的評判等等，都已經采取更謹慎的態度，所以從長期來看，很多投資人認為美國緩慢的經濟復蘇其實是比較合理的，也是比較穩健的，這樣才能夠確保重建一個非常穩健的金融體系。美聯儲也希望進一步地能夠使自己的資產負債表更加健康，資產負債的平衡能夠做得更好，但是也期望通過這種方式給公眾一個信號，很多人也開始擔心美國通貨膨脹的問題，因為美國大量發行國債，對美國政府應該采取一種平衡的狀態來進行經濟刺激計劃。

　　我最后再重申一遍，我僅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謝謝。

　　郭樹清：

　　謝謝。霍華德先生接下來給大家介紹他關于全球經濟發展的一些觀點，他是澳大利亞全球基金會秘書長，這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話題，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大家都很感興趣。

　　霍華德：

　　謝謝您主席先生，女士們、先生們，我感到非常高興來參加此次智庫峰會論壇，我來自澳大利亞全球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有全球的定位，能夠推進全球各個企業的社會責任，同時我們和各國政府、各國智庫都有緊密的合作。最近美國、中國、澳大利亞幾方都進行三角對話，我們希望通過三邊對話增進各個國家之間經貿合作包括高層的一些對話。

　　實際上經濟危機或者世界貨幣組織提出來要對國際貨幣進行重整，這些觀點是大家公認的，而且大家看到經濟危機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把政府和私企、民間全部發動起來，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推進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樣才能夠有一個可持續性的經濟復蘇，我們也希望建立一個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的模式，尤其是一些發展中的新興市場能夠更好的與發達國家共同維護一個平衡的、和諧的世界經濟。G20峰會現在也不能說完全代表未來的發展趨勢，應該有一個多級的對話，同時隨著經濟危機的發生，很多的世界經濟秩序將會發生一定的改變，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更多級化的經濟社會環境，同時應該促進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既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我們需要一定的時間恢復大家的信心，對于整個國家市場和國際市場都是如此。所以各個國家應該采取一些有效的激勵措施和刺激經濟計劃，這些刺激經濟計劃讓各個國家有效地走出金融危機，采取負責任的對待這場危機。

　　全球金融發展既能夠帶來優勢，也帶來劣勢，既能夠刺激經濟發展，也有很多局限性，對于全球各個國家，我們應該勇敢地承擔起政府責任，也應該勇敢地承擔起各個私營和商業部門的責任，來共同抵御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在重整全球經濟當中，我們應該更好保護各個國家的就業率，同時還看到貿易保護主義，這不是好的方式和方法，我們應該采用一種更和諧、融合的世界經濟貿易格局，當然我們也感謝G20國在保護全球政治領導和經濟領導方面所起到重要的作用。不管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在過去20年貨幣市場是由一兩個國家主導著，但現在已經出現了一系列將要進行改革的跡象，不管產生一種新的局勢，還是維持原有的局勢，關鍵是我們應該更清醒地看清楚未來，下一次討論不是討論經濟恢復，而是建立新格局之后產生一系列重大影響，而且也應該不斷推動各個國家經貿往來、經濟往來，這樣才能更好地在下一次或者未來建立好的經濟秩序。

　　對于中國，我非常樂觀，危機同時也意味著機會，本身在中國當中危和機相并存，比方說很多中國企業也在問，這是不是中國企業發展壯大的一個機會，是不是會建立世界經濟新格局，對于中國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機會？中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尤其是在今后的世界經濟發展當中，我們如何來看待一個政府、一個國家、一個企業更好的承擔自己的責任，如何更好地攜起手來共同建立新的秩序呢？澳大利亞和中國一直是兩個互補型的國家，而且澳大利亞有許多非常好的資源，中國又有非常好的經濟發展的基礎，澳大利亞和中國兩國政府在積極交流，中國現在的目標是GDP增長要達到8%，澳大利亞雖然沒有這么高的GDP的增長，但也在致力于如何發展更好的走出危機。不管是澳大利亞還是中國，都有相同的目標。

　　現在從市值方面來講，中國有全球最大的三大銀行，澳大利亞也有全球最大的四個銀行之一。中國和澳大利亞已經從過去的經驗當中吸取經驗教訓，尤其是亞洲國家，在這個危機之下亞洲國家已經建立很好的監控和合作體制，在今天的危機下整個亞洲地區處在較好的狀況。我們今后應該怎么做？我們應該處理比較好的經驗，G20代表新的世界，也代表一個舊的世界，過去他是金融部長的會議，現在是金融政治領袖的會議，他在過去一年做得非常好，但是現在需要一個永久的機構，需要一年開兩次會，不僅僅討論經濟危機，也要討論全球經濟模式問題。G20需要一個秘書處，秘書處的領導人應該來自更成熟的經濟國家，中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IMF被歐洲人領導，而世界銀行被美國人領導，那么G20為什么不能被一個中國人領導呢？

　　我們同時需要改善人們的信心，也需要重新界定進步的概念，是不是用GDP來衡量，在這一方面全世界人取得進展，重新界定進展，我們基金會就是這樣的機構，我們在10月份將開一次全球會議，讓全球企業界、政府和私人部門都進來，對未來可持續性的界定有新的方面，全球的公民不僅僅是專家，應該參與到共同理解和界定新的發展概念中來。

　　我們知道西方國家的消費水平是不可持續的，是不能在其它地方復制的我們需要其它不同的模式，這不僅僅是需要經濟學家的努力，也需要其他專家的努力，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過程，也是一個政治過程，也是一個社會的過程，這需要在發展中國家帶來很多的服務，比如說衛生保健服務、養老保障等等。中國、印度、巴西這些發展中國家需要在國內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社會福利水平，這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發達國家也可以參與到這樣的過程中，從而恢復全球經濟的平衡。

　　在這一方面最好的機會就是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綠色技術，聯合國建議要求盡快采取措施，在2020年之前每年需要投資一千到兩千億美元用于綠色發展，這對于所有的國家來說都是一個共贏的局面，這種福利經濟和服務日程不僅僅限于綠色技術和清潔服務。在過去一年，中國在澳大利亞就學的大學生就從九萬增加到十三萬，如果能維持這種增長率，可以帶來很大的影響。

　　最近我們經常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不是已經脫鉤，我相信某種程度上是這樣，但對我來說感興趣的是，我看到東方和西方重新掛鉤的過程，我們現在要建立一種新的可持續的全球的發展，讓東方和西方重新結合起來，G20可以在這方面起到領導的作用。我們現在面臨著歷史的機遇，重新界定全球經濟合作的日程和方法，在這一方面，政府、監管者、私人和部門都發揮自己的作用，我們展望未來，我們要汲取過去的教訓，應當界定新的方法、新的進步的途徑，來重新使全球經濟獲得平衡，重新進行監管，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謝謝。

　　郭樹清：

　　謝謝。最后的一個發言人，最重要的一個發言人，史塔利先生。許教授剛才講到監管是非常困難的，研究都非常困難，他談到監管的時候提到這個問題。下面請史塔利先生。

　　史塔利：

　　謝謝主席，各位專家、各位朋友們，大家早上好。

　　主席開會之前告訴我，我是今天最重要的發言人，因為我是最后一個發言人，吃飯前最后的一個發言人。我非常明白一個事實，大家都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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