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1日-12日，由上海復旦大學主辦的“上海論壇2009”隆重召開。圖為全球金融危機與新興市場經濟：理論、經驗與政策論壇實錄。

　　主持人：上海論壇2009大會演講與對話現在正式開始！主持這一場演講與對話的主持是：中國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大家歡迎！

　　張軍：女士們，先生們，各位領導，各位嘉賓，今天下午我們用一個小時的時間討論全球金融危機下面中國經濟的話題。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話題，我非常非常榮幸今天有兩位嘉賓在臺上就坐。第一位是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項俊波先生；項董事長也是復旦大學的兼職教授，三年前在同樣這個地方給大家上過課，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聽說他還是一個作家，還可以寫小說，所以他不僅是法學家、金融學家也是作家，也是非常難得的一位老師。第二位是我的老朋友，北京大學世經研究所所長余永定先生。余先生早年在牛津大學求學，后來回到北京，長期從事中國與世界經濟方面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國際機構顧問。據我知道，剛剛從敘利亞回來，參加了一個聯合國的聯合小組，會經常到戰火紛飛的中東去，也是一個驚險的旅行。今天可以跟兩位復旦大學的兼職教授以及我們的同行，我們的老朋友分享關于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經濟的話題，我覺得今天能主持這個討論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首先請余永定先生，發表十分鐘的簡短演講，概括一下他對這個話題的基本觀點。然后，請項俊波先生做同樣題目的演講，在這個基礎上，我會挑一些可能有爭議的話題，希望兩位面對今天的復旦同學、老師和海外嘉賓的同時能夠講真話。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最后留出時間給我們在座的各位。有一點時間可以進行互動。首先請余永定先生做一個簡短的發言。

　　余永定：非常感謝張軍教授的介紹，我剛從敘利亞回來，前不久在巴基斯坦，所以腦子里面都想的是塔利班話還有中東沖突。腦子不是特別清楚，但是我感到非常榮幸，跟項行長在一起對談。項行長不但是商業銀行的行長，不要忘記他原來是央行的副行長，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所以，他的講話絕對不會僅僅在商業銀行比較狹小的領域，他可以談非常多的大的宏觀經濟政策問題。

　　剛才張軍說了要講真話，這一點對我來講是沒有問題的，當我還是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時候，就以講真話著稱。非常榮幸的是，我在講真話的時候并沒有受到央行領導和國家領導的任何批評，當然我也沒有受到他們的任何指示。前不久我發表一個講話，美國應該對中國的外匯儲備價值做出保證。當然，這是很難的事情，我覺得我們作為一個債權人有必要提醒美國，你要注意你政策的外部性，你要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當時，很多外國媒體就說，這是中國政府的一種戰略。其實這是完全錯的，在座有很多外國專家在這兒，我可以給大家說一下，我的任何言論沒有任何政府背景，沒有任何人給我指示，甚至我是斯比戈斯委員會的成員，但也沒有接過任何的指示，希望外國人不要把中國的事情想的太過復雜。我們只是純粹的學者。

　　現在我想說一下正題，就是對中國經濟的看法，我同意大部分觀察家的看法。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回暖的跡象。而且跡象是比較明顯的。可以說是“小陽春”。但是，我們也知道中國的統計數據并不完全可靠，而且經濟的過程總是有波動的，我們也不知道下個季度會出現什么事情。但總的來講，我認為中國經濟是出現了回暖。而且在中國經濟情況最嚴重的時候，當外國記者問我，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判斷如何呢？我說80%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我們想獲得8%，我們就可以獲得8%。這并不是我認為我們在編造數字，而是說我們有這種可能性，最主要的理由是我們中國有非常好的財政狀況。具體的數據是很多的，比如中國的財政赤字一直是非常小的，有幾年甚至是正的。當時，07年的時候是正的，負的時候，也最多負1%，頂多2%。經過這么多年的積累之后，在我們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之后只不過會達到20%。這種情況在世界上是非常少有的。拿日本做例子，歐盟的標準是60%，只要你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我們就可以達到8%的目標，而且中國不是日本，中國是一個窮國，中國有廣大的市場。所以，只要你挖一個坑，再把坑埋就可以創造GDP，所以這不是問題。

　　但是，中國也有問題，而且問題是非常嚴重的。這就是結構性問題。中國結構的不平衡是非常嚴重的。我經常舉的幾個例子，第一中國對外依存度太高。最近數字說是67%。日本的數字也就是20%。項行長最近有一個專著，我給他做一個廣告，就是結構經濟學，從他的書里面也充分可以看到中國存在一系列的結構問題，對外依存度太高、投資率太高，現在的數字投資率43%。當邱曉華還是統計局局長的時候，他說是48.6%，但現在我也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數字是在不斷的增加。所有這些東西都指出一個方向，如果不能進行結構改革，中國的“小陽春”經濟是不可能持久的，我們可以看到微型的反彈，但是彈到一定程度又下來了，就成為了“W”型了，中國就喪失了保持中國持續穩定增長的可能性。所以，我們決不能夠掉以輕心，我們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不管外部環境如何，外部環境現在出現了很多好轉，當然我看了這種情況一方面感到高興，一方面感到不高興。高興的是，GDP的難度減少一些。不好的是，好日子又回來了，這是非常危險的。中國需要再有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長，否則中國是不能摘掉發展中國家的帽子。中國任重而道遠，但前途是光明的。

　　謝謝！

　　張軍：余永定先生剛剛講的，讓我想到一件事，當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反彈式將是U、V還是W的時候，其實他們的假設是不一樣的。也許中國的經濟里面有一大塊的經濟是對外部的振蕩有反彈能力的，很快就反彈了。反彈以后可是你在里面還有很多問題，比如說剛才講的結構性問題，經濟就不會維持那么高的反彈高度，就會往下走。我想剛剛余永定先生把這兩個都提到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看中國經濟反彈的概念、框架。我想我們后面還會有一些討論，在這個問題上。

　　現在把話筒交給項董事長，剛剛余永定先生說了，你不僅僅是一個商業銀行的負責人，你也曾經是央行的官員，曾經管過余永定。

　　余永定：我糾正一下，這是不對的，我是獨立的。

　　張軍：接下來請項董事長做一個簡短的發言。

　　項俊波：說實在話參加復旦大學上海論壇，應該說很高興。因為這個論壇從05年開始辦到現在已經連續4年了。而且每次都很成功，已經成為復旦大學和上海學術界的一件盛事。我覺得在當前復雜多變的經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來討論中國如何應對金融危機的課題，意義特別重大。但我需要說明兩點，第一我覺得我是應該來復旦的，因為我是復旦的兼職教授，但是我覺得這個會議我也不應該來，為什么不應該呢？因為對宏觀形勢的把握討論，那是央行官員的事情，我現在是農業銀行的董事長，剛才跟復旦大學的秦校長說的是，輸了豬圈進牛圈，輸了牛圈進田間。來講宏觀的調控問題，來講如何面臨當前的金融危機，我覺得是我種自己的菜老是看張老師的菜籃子，我覺得有一點不能對。我應該把自己的菜做好，不能老想著張老師講菜長的怎么樣。當然，既然來了，這個問題我剛才跟余老師有一個默契，我要糾正一點，我在央行確實當過副行長，也一直不是貨幣委員會的委員，余老師是。所以，余老師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面的話語權比我更權威。所以，我與余老師約定，以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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