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錫文：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作為跨國公司，首先在行業里要起到代替作用，因為不管日化還是食品都會產生污染，所以必須用全球統一的標準。各個公司都在講，實際上這些跨國公司都用的是全球統一的標準，而且都是高于國內要求的標準。日化現在提出的奮斗目標是零排放、零污染，這是一個方面。

　　第二，在產品內的污染，最近一直發現的三聚氰胺的事情，實際上這不僅僅是環保污染，也涉及食品污染，這需要最高的標準進行檢測，同時原料方面要進行檢測，這需要全球統一的高標準。我們的食品全球統一檢測，而且檢測的時候是不看外包裝的，這不成問題。至于怎么做好環保，確實值得我們以后深思，第一我們要帶動整個行業來做，第二是在公益事業中對中國環保做一些貢獻。去年我們做了一些綠水青山項目，下面我們還要做保護水資源項目、節省水資源項目，這是今后的發展方向。

　　主持人：下面我們進行第二輪討論，金融危機對于跨國公司、對于中國的發展到底有什么樣的挑戰和機遇，對中國政府有什么樣的建議？二是作為政府部門下面的一個研究機構，它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為企業提供穩定的服務、提供很好的政策支持。這幾家大公司在中國都已經發展了二三十年，對于中國今后的戰略和政策有什么好的建議？

　　曾錫文：我先講第一個問題，現在的危機，包括金融危機。中國有一個特點，越遇到困難越有創造性，所以要繼續開放。第二，未來有兩個機會，1、偏重內向型經濟轉為偏重內需。2、發展海外城市轉為發展農村。以前中國12億人，只買一兩億人的東西。所以，政府的機構改革要加快進行。商務部也經常問我們，每個省整天批手續，去年我們要增加1億多，他們整整批了8個月，如果這一點不改進的話，確實沒有什么前途。

　　楊海浩：剛才談到要擴大內需，我們建議要提高農產品的價格，農產品的價格和發達國家比實在太低，和30年改革開放方方面面的發展水平比，也不成比例。城市個人收入和農民收入都不可比，要增加農產品的價格，農民才能增加收入，拉動農民的消費。農民的消費是非常大的，這次國家“三農”會議非常重視這個事情，我們要減少金融危機對我們的影響，一定要高度重視農業，重視對農村的投入，切切實實地增加農民收入。

　　華威濂：根據我們香港行業的一些比較，我們在中國大陸發現，一方面中國有專家、有足夠的人力來努力為各方面的政策做出制定，進行研究；另一方面，某些行業市場非常小，就有一些企業認為市場潛力太小了，我們沒有辦法進行擴張。

　　我認為，不管在中國內部還是在國際市場上，都可以達到各方面的和諧，盡管在市場和各種方面有多樣性，但這種和諧還是可以達到的。

　　梅約克：未來中國的企業，中國人和跨國公司都有很多的機遇。現在中國本土企業面對國際企業的競爭，我們要想加快發展，需要指出我們在整個運作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比如現在所面臨的金融危機。所以，我們在整個政策決策過程中，應該加強透明度，來公開地、透明地指出目前所面臨的各種各樣的挑戰。同時，在其它方面，比如環保、氣候變化這些全球范圍都面臨的問題，中國在這些方面也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

　　近年來我也在關注中國，也知道中國在上述方面積極地做出努力，同時也認為，中國可以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在服務行業和研究領域更加對世界進一步的開放。

　　吳浣苓：我想提出一點，就是人的問題，企業的“企”字上面是一個人，下面是一個止。把人拿掉了，什么都停止了。何博士剛才講到中國的投資環境，我認為除了剛才講到的硬件環境和軟性的法律環境、金融環境之外，人文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樣讓中國的政府、中國的社會、中國的家庭能夠培養出更多有道德、有教養、有文化、有相當多語言能力的人才，這才是中國將來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的方面。當然，這需要全社會的努力。

　　董瑞萍：中國在面對金融危機時，采取了拉動內需的措施，這樣也為我們這樣的公司提供了很多的機會，包括國家在投資幾百億在鐵路建設方面，金融危機對我們來講可能也是一個機遇。政府決策，我們也想提一些建議，剛才談到了“三農”問題，支持農村發展和農村飲水、城市減排、控制污染方面的法規，我們建了很多污水處理廠，但運營環節出的問題很多。如何解決運營環節的問題，出臺運營方面的法規和財政方面的政策，我認為將有利于減排、有利于中國實現保護環境的目標。

　　曾錫文：剛才說金融危機是危機還是機遇，我們如何抓住機會應對危機；第二，在政策制定方面我們是否應該懷著新的希望。在美國，我們感受了金融危機，希望在未來的幾年當中能夠加強與中國的合作，來改善我們的近期狀況。對于政府我可能沒有提出什么忠告和建議，但我們都提到了氣候變化、食品安全、健康教育、衛生保健、減少貧困和農村發展等等問題，我們認為有很多的機會，當我們看到其它的一些地方，很多市場上的人們都說機會是很多的，通過衰退到經濟的好轉，可以看到，要去發展、要去投資，和中國進行合作，才會有更多的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