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征：溫州商人的崛起也就是這20年左右的事兒，我感覺最接近的就是廣東的潮汕商人，但是跟潮汕商人相比底子薄，起步晚。溫州人有強烈的團體意識或者是團隊意識，溫州商人走到哪兒都拉幫結伙，實現了積小錢成大錢，從而把小買賣變成大買賣的可能性。這種現象不僅在國內，國外也是這樣。我九幾年去法國，遇見幾個溫州人，跟他們交流，發現他們也是這樣。一幫溫州人先是親屬的關系，后來是同村的關系組成一個類似于臺會的組織，也可以叫秘密商會，大家把多余的錢不存銀行，用這種方式實現了積小錢成大錢，同時創業者可以獲得組織的支持。溫州人打入歐洲也是比較晚，后來也是迅猛的崛起，跟這個也有很大的關系。一百個溫州人，每個人存到臺會一萬塊錢，湊到一筆錢，第一個人就可以拿一百萬到一個城市創業。

　　主持人(新望)：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裙帶關系和血緣關系。

　　劉長征：我說的是溫州人，浙江其他的地方的人就不一樣。

　　主持人(新望)：講到浙商的時候，也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浙江南部叫溫州商幫，浙江中部叫農游商幫，浙江北部是寧波商幫。

　　岑沖平：浙商中有寧波幫，溫州商人。溫州商人很團結，我是寧波深圳商會會長，寧波人抱團沒有溫州人強，但是總的浙商捕捉信息比粵商強，包括當地的一些企業，浙江外地的異地商會現在是遍地開花，我們一個縣級市光國內就有8個，政府帶動這個，把政府的資源和當地的資源結合在一起。希望外地的浙江人到內地企業，到本土建設。我想講的是浙江人的信用。

　　主持人(新望)：浙商和溫商都面臨進一步的提升和自身革命的問題，在產業升級，自身文化方面還面臨很多的任務。我覺得浙商和粵商可能都遇到了一些共同的問題，比如說宏觀調控，貨幣的從緊政策，通貨膨脹。現在當地的經濟遇到了一些困難，浙商和粵商是怎么應對的？

　　蔡志遠：宏觀調控以后融資難對整個社會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新望)：聽說浙江短期民間借貸利息已經到了是30-40%。

　　蔡志遠：在溫州這一帶是正常的，宏觀調控針對的是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不可能貸不到款，中石油、寶鋼貸不到款嗎？不可能的是，寶鋼在廣東上一千萬的項目照樣批，所以更多的針對是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銀行貸不到款的時候怎么辦？這就是民營企業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溫州經濟的縮影。溫州在五年前只有兩家上市公司，少得可憐，這么多的民營企業，怎么會只有兩家上市企業。溫州從去年包括今年，等著上市的就有18家，我的想法是我們通過上市的渠道來把企業快速的做大做強，已經25、30、40，為什么溫州人能對能源、石油、煤礦、房地產這些行業，因為要有高回報的行業，這是我們必須要走出去的這塊。去年我們拿了四塊地，今年我們沒有賺一份錢，說得很好聽，但最后貸款的時候這不行那不行。

　　夏業良：中國資本市場十幾、二十年雖然有很大的貢獻，但有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它給國有企業特殊的偏愛�，F在上市公司80%是國有企業改制的，民營企業所占比重太低，很早就有人呼吁，要盡快開放第三版市場，就是中小企業板市場，開放以后不但能獲得專門的融資渠道，還有一個比照。和國有股份企業萊比，到底誰對國民經濟貢獻更大，一定要盡快促成這件事情。

　　劉長征：謝謝夏業良的建議。我們也受了一些影響，但我們主要是流通業、汽車營銷企業，主要是內貿，散布在全國各地。我感覺外匯、匯率的對我們沒有什么影響，物價上漲的風險主要是廠家背的，我們流通性實業感覺不到，但我們有點這樣的感覺，倒霉事一起來了，勞動法早五年，偏偏到現在美元升值，全球原材料暴漲，人民幣匯率漲上來了，雪上加霜，一道一道來，這對民營企業壓力太大。

　　但是從整體來說，我的感覺是08年是中國經濟里程碑的一年，相信中國的政府領導人的能力，能夠克服危機和困難，迎向一個新的高度。部分民營企業會很難受，但我能感受到民營企業還將迎來越來越好的發展機會。08年對中國來說，改革開放30年，從08年開始接下來的20年、30年將迎來中國大發展的光明期。我相信中國企業會長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好。而且再過上二三十年，粵商、浙商，我相信差別都不會太大了，走遍世界可能都是中國商人了，互相滲透，文化的互相影響會逐漸把這些差別彌合。

　　蔡志遠：我非常認同劉總的話，民營企業整個的趨勢可能會越來越好，國家要像關注和關心弱勢群體的人一樣關注弱勢群體的企業。

　　主持人(新望)：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相對博弈起來來說也是弱勢群體。

　　蔡志遠：特別是紡織行業，出口退稅行業，如果政府不加以扶持的話可能會很快死掉，大量人會破產，整體形勢是不可擋的，肯定是越來越好，但我覺得需要我們國家領導人要用更開放的態度，在有危機和困難的時候吸取別人的經驗加以克服。溫總理在今年兩會上講，今年是機遇和挑戰并存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