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東：完全同意四位專家對課題組所做的評價。最突出的感受是在剛剛過完年之后搞這么一個發布會，可能今天是一個值得記錄的日子，歷史上南開的統計確實是影響了中國。剛才專家都提到希望做出一個品牌，確實是這樣，由政府組織做出這樣一個統計產品社會意義極大。一開始紀校長講到，聯想到中國人民大學辦學的大的思路，能夠開風氣之先，我們能夠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時候，能夠提出確實這個社會非常需要的策略，這不是簡單的一個思想，應該說是有它的時代意義。

　　時間關系，上面重復的優點不再講。我想突出談兩點：

　　一點，因為中國的發展還是在世界的大的平臺上，最近一本書比較熱，叫《世界是平的》。有它夸張的地方，但是也有它確確實實有對的地方。既然中國是一個大國，逐漸是一個要負起責任的大國，它的測算國際比較性可能更重要。所以我們要考慮中國的國情，同時要考慮世界。因為統計測度是一種語言，是一種經濟社會發展的語言，這種語言能夠通用。聯合國有它的人文發展指數，但是發達國家還有，其它國家組織還有其它類似的政策，我們的參照性，中國發展指數不應該僅僅是聯合國的人文發展指數。一方面我們要考慮中國國情，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到對比性。所以能不能兩套測度，人文發展指數的基本指標我們要參考，而且要分省的數據。其實應該由我們分省的數據和其它國家的數據，因為中國是一個差異性比較大的大國，我們一個省跟一個國家比，這個意義也是很大的。同時我們要考慮到中國國情，我們作為一個發展速度比較快的發展中國家，它有它先進的地方，有它特殊國情的地方，做一個測度，這個測度會影響到聯合國的人文發展的指數，等于我們在參與測度規則的制定。剛才謝副校長指出歐盟在進行他們的測度的時候就注意到，不僅僅中學小學的就學情況，而主要考慮高等教育就學的情況，它在變化。所以，我們既要考慮到沒有變化的情況，就是說現在通行的這套我們要跟它合并。另外，我們同時要搞適合中國國情的，這個數據處理起來不是很難，我們要拿出一套發展的。因為現在國際組織統計數據根據不同的發展水平有不同的要求。我們這個產品做出來不僅對我們國家發展有利，同時對世界發展也有利。因為人民大學部僅僅是在國內要領風氣之先，而且要參與到國際上的測度工作，等于我們在影響規則的制定，或者是在參與新規則的改進。這個課題報告是挺好的，就是在這方面，在測度的研究上，在人文，整個綜合經濟社會發展的測度上應該有一個可能更全面的綜述性的東西作為這個研究報告的附錄，這是我的建議。這樣，別人看到我們的總報告，我們很多聯想到的問題可以在附錄當中得到解釋。

　　同時比較性還有剛才專家提到中國的差異問題，謝副校長講到組內差異，我很有同感。現在我們是以省為單位來比較，實際上是省內差距。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其實城市作為基本單位，這種測度、地區的比較更好。我是遼寧的，遼寧十幾個城市之間的差異，我們講歐洲和非洲的差異，太明顯了。可能像重慶城區和它的剛劃過去農村的差距是巨大的。所以，測度的基本單位究竟是省還是市，或者是省級市的區？當然有一個數據取得的問題，這是第一點。

　　考慮過這個東西可能會解釋一些問題，袁校長談到，盡管我們有些指標已經比較好了，但是我們177個國家我們僅僅排到80幾，這在發達國家中并不是靠前的。有時我們改變了指標之后，對序列影響不一定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可能是會出現悖論。出現悖論再去解釋悖論，等于我們對這個事物的認識又深了。這是國際比較性的問題。

　　第二，方法論研究的問題。我看這個材料從方法論上定性，因為方法論是屬于多種標準的評價，基本上是常規方法論。在分析結論的時候用到了專業性。因為國外專門做多指標綜合評價比較少，都是帶著問題來闡述。國內做這個比較早，我算一個，90年我博士論文就是做的綜合評價，2000年蘇為華，廈大的學生，他做的多指標綜合評價，從專著角度來講，這兩本應該是擺在那兒是避不開的。方法論上有常規方法、模糊評判和多元統計，方法論上可能也要有綜述工具作為這個課題報告的附錄。剛才各位專家提到很多問題，因為它是一個方法庫，我為什么選用這類方法，而且這類方法當中又有不同的方法，像多元統計，那里的方法太多了，模糊評判也是很多方法。像那里會涉及到指標選取問題、權數處理問題等等，比如合成。為什么感覺不一樣？比如我們強調的合成方法就是強調均衡，稍微有一個指標單打一落后，就會把整個拉下去，和你的感覺不一樣。所以，在方法論上如果我們有一個比較綜述性的東西作為主報告的支撐，可能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問題。在主報告里點一頭，在那里再展開一下。這里爭論的重點，一個是指標選取，一個是權數選取。其實何種方法，因為專業性比較強，一般不會引起注意。但是像指標選取，跟教育問題一樣，誰家都涉及到教育問題，誰都能就教育問題跟你說兩句。所以，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需要像吳校長講的，為回應爭論做準備，這方面我們可能需要花點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