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繼明疾呼人民幣應當貶值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0日 13:59 《國際融資》

　　面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目前所處的嚴峻困境和社會就業壓力，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認為，目前并不是中國進行產業升級的最佳時期，采取各種手段保護勞動密集型企業才是當務之急。他疾呼：

　　人民幣應當貶值

　　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原本就面臨著融資難、生產效率低下的中小企業，現在又因美元貶值使得人民幣相對于美元升值，而承受著出口增速下滑給企業帶來的巨大壓力。以廣東出口貿易為例，個體工商戶2008年全年出口出現從未有過的負增長狀態；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累計增幅分別由一季度的15.6%和36.5%下降到全年的2.1%和18.9%。

　　蔡繼明委員指出：人民幣快速升值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因為，快速升值使得這些企業沒有能力消化這種匯率升值的成本。當大量出口企業倒閉時，大量農民工的失業問題也就隨之而來，并可能由經濟問題轉化為社會問題。盡管不少出口企業為了應對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影響，開始利用金融衍生品進行套期保值、規避匯率風險。但是由于我國金融衍生品市場產品的匱乏和中資銀行在套期保值方面經驗不足，許多出口商為此牽扯了很大經歷。這顯然對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是不利的。

　　他認為，目前有人提出的借出口不振的機會，淘汰落后產能，引導產業升級的主張是一種拔苗助長的方法，只會對就業產生更嚴重的實質性損害。產業升級有自身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周期的規律，并非“騰籠換鳥”的主觀愿望就能實現的。而且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人失業后，缺乏必要的技能與素質，無法滿足產業升級的需求，將引發嚴重的失業問題。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國際間的投資與產業轉移冷卻，并不是中國進行產業升級的最佳時期，相反，此時應當采取各種手段保護本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

　　為此，蔡繼明委員提出建議：

　　首先，人民幣應當貶值以緩解就業壓力。出口部門中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無法通過行政手段來避免裁員和倒閉，訂單、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已經市場化，國家無法實施直接干預。而出口退稅的空間有限，因此價格杠桿可以作為主動調節的工具。對于出口企業，匯率手段不應被排除在外。在外需急劇萎縮的形勢下，人民幣貶值并不一定會讓出口企業起死回生，但至少可以增加中國出口產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特別是在其他新興市場貨幣大幅貶值的形勢下，人民幣匯率維持穩定等于削弱了中國產品的競爭力。通過人民幣貶值，可以將失業壓力向后遞延及進行分攤，避免失業壓力集中爆發。目前一些有識之士已經預測到，如果現狀依舊，中國出口企業在今年上半年就有可能會出現破產倒閉的高峰。

　　其次，由政府推動扶持培訓企業自我診斷，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也許將來幾十年里，由于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中國很難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對此，“中國制造”應學習日本中小企業的管理經驗。日本企業經過多年探索，形成了被稱之為“三大法寶”的年功序列、終身雇傭和企業工會，從而成為“日本式經營”的基礎。日本企業強調的是與員工共生、與其他企業共生等。企業文化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等雖然是由美國管理學家總結出來的，但卻是在日本企業成功實踐基礎上總結出來的。中國中小企業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最大的缺失就是信任關系并沒有建立起來。因此，企業經營者往往以自己的主觀意志來判斷和決定如何用人。這也是中國企業為什么難以成長或者是即便成長起來也難以長久發展的根本原因。與此相對應，日本有相應的企業診斷協會，日本中小企業平均每家企業需要做3次企業診斷，而日本企業經營穩定以及經濟穩定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企業診斷政策。最近，遼寧省中小企業廳成立專家組，引進日本企業經驗及專家，對1000家成長型企業的企業家進行培訓。遼寧推動企業診斷的目的是不斷提高企業效率，做強而不是做大遼寧企業，這樣遼寧省企業才會不斷提高競爭力。遼寧省的這種做法是值得借鑒和向全國推廣的。

　　另外，他還建議，中國的政府采購應該按照性能價格比的市場交易通則，讓中國自主品牌進入政府大門。他舉例說：2008年由各級政府主持的設備類貨物采購約為近兩萬億元。按照各級政府以往的設備采購慣例，民族品牌屢屢受到非常不公的歧視，尤其是交通工具、通訊工具、辦公設備、電梯空調等樓宇設備，在許多政府辦公場所根本見不到民族品牌的蹤影，而在一些基本建設項目的設備采購中，一些地方政府竟然也將民族品牌關閉在大門之外，就連在地震中得到全國人民無私援助的北川縣政府，在交通工具的招標采購中，不知采用的是什么標準，中標車輛盡為外企轎車！這些事實表明，各級政府以往所主持的各類設備采購，民族品牌的中標率只占少數。也就是說，每年有1萬多億元的定單流向了外國和外企。如果這部分定單有一半轉向民族企業，就能產生6000億元的國內需求，帶動1.5萬億元的GDP，并提供200萬個就業崗位。

　　中小企業貸款難是世界性難題，中國呼吁改變中小企業貸款難局面也已20多年，但現實局面還是中小企業貸款難。究其根源，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小企業信用資源缺失。為此，全國政協委員、信用研究專家童石軍委員認為

　　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刻不容緩

　　童石軍委員指出：中小企業貸款難這個沉重的社會包袱，已經與社會黑暗面，職務犯罪，腐敗現象和社會不安定因素相聯系，嚴重威脅到和諧社會的建設。國務院近幾年連續制定、頒布、出臺、實施了不少包括財政、金融、稅收等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特別是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已經撥付了51.1億元的財政資金，全國建立了3700家信用擔保企業，籌集了1770億元擔保資金，累計為70萬戶中小企業提供擔保總額達到1.35萬億元等等。盡管如此，但對于大多數中小企業來說，并不是這些政策措施的實際受益者。究其原因，就是這些政策無法擺脫“資產抵押”這條枷鎖，這些政策只讓少數中小企業得到了扶持和發展，中國超過1000萬家的中小企業中，只有70萬多家中小企業獲得了貸款，僅占整個中小企業的百分之幾。絕大多數中小企業還不能，也無法擺脫融資難的困境。

　　他認為，只有破除社會信用資源缺失這個枷鎖，走出認識的誤區，正確認識和評價所有的中小企業，才能對所有中小企業一視同仁，給予同等的關注。他解釋說：因為資產抵押是銀行采取以威脅方式發放貸款的方式，如不能按時還貸款，就收回抵押物，沒收資產，態度是冰冷的，沒有人情味。銀行也自然變成了典當鋪。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資產抵押方式的貸款無法使企業自覺地講誠信，也無法使企業長期保持信用。而信用制度是采用一種人們從內心逐步接受的方式，來逐步改變人和企業的行為。如果企業出現不能按時還貸款的情況，銀行應轉變的態度是，要相信中小企業是講信用的，只是暫時遇到了困難，銀行應先幫企業找出原因，解決企業存在的困難，使企業渡過難關，恢復還款能力。應當實行具有人性化信貸服務。正如人們經常說的，人對制度是敬畏的，但不是嚇大的。靠威脅不會產生信用。如果我們長期堅持從人性化的角度幫助企業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建立能夠約束人和企業行為的規范和制度。中國的中小企業一定就能夠自覺地成為講誠信，守合同的好企業。因此，建立完整和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并進一步發展信用產業刻不容緩。

　　“先還后貸”是銀行使用的手段之一，但對目前已危機重重的企業來說，能否以信用等級的高低區別對待，以保證效益好、資金周轉正常的企業生產正常運轉？全國政協委員、天津華明集團董事長劉乃蘭建議

　　調整“先還后貸”的還貸方式

　　劉乃蘭委員指出：在銀行強化信貸資產質量管理的今天，“先還后貸”是銀行使用的手段之一。按說，企業貸款應該講信用，“先還后貸”既是銀行有理之舉，也是企業應盡之責。但是，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如果對任何企業仍然要求“先還后貸”，那就有些機械和簡單化了，勢必會給企業帶來更大的危機。

　　她認為，首先，在目前的經濟危機的形勢下，“先還后貸”對于企業來講，要求難度很大。即便是生產正常運轉、效益較好、規模大的企業，在先還后貸問題上也面臨困難。因為企業維持和擴大再生產都需要新的資金投入，很難抽出資金先行還款，再來貸款，即便是“先還后貸”的時間差很短也會給企業經營帶來危機。其次，千篇一律地都要企業“先還后貸”，假使銀行的貸款操作過程出現拖延或空檔的話，也會給企業資金的正常循環帶來困擾。第三，如果能在還貸方式上有針對地解除“先還后貸”，將有效幫助企業度過經濟危機的難關，緩解“還舊借新”對企業造成的資金壓力，尤其避免中小企業為歸還銀行貸款錯過最佳生產經營投資的時機；避免企業通過民間借貸等渠道高息拆入資金歸還貸款而增加融資成本，增大經營困難的問題。第四，調整 “先還后貸”的還貸方式，有利于減少企業“先還后貸”對銀行經營帶來的風險和成本，減少銀行因重新進行信貸調查、貸款審批、簽訂合同、辦理抵押手續等工作帶來的經營成本增加；避免在辦理過程中造成的銀行利益損失。

　　對此，劉乃蘭委員建議：

　　“先還后貸”應建立在不同企業、不同信譽等級的基礎上。如“先還后貸”可以確定在AAA級以下的企業和零星散戶的貸款，而不適宜AAA級以上的信譽良好的企業。本著“控制風險和穩健經營”原則，銀行應在做好貸款到期前的授信審查工作的基礎上，對信用記錄良好、有競爭力、有市場、有訂單但暫時出現經營或財務困難的中小企業予以貸款延期支持，滿足中小企業經營發展過程中的合理資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