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如何崛起(3)

　　“增量”的陷阱

　　2006年接近歲末的11月4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主辦的第七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與政策論壇”上，就“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的公共政策”這一主題，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宇燕提出：“28年的改革實踐，一般認為‘增量改革’最后能夠促進大家福利的改進，會獲得特別高的支持率。但最近讀到一篇國外研究者的文章指出，實際上‘增量改革’并不必然導致社會的穩定。也就是說，發展雖然非常重要，也只是導致和諧社會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這個判斷與宋平對小康的定義充分地暗合了起來。

　　作為中國最早研究利益集團的學者之一，張宇燕在2006年這個特殊的時間對“增量改革”提出質疑，意義非同一般。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增量改革”已經直接或間接變成了當前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膨脹的“溫床”。

　　張宇燕提到的那篇文章，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究員埃斯莫格盧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員詹姆斯·羅賓遜2002年合寫的《經濟蛻化的政治學透視》。該文指出，把“社會之餅做大”并不會導致社會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

　　兩位學者指出，經濟增長決定于政治精英的選擇或決策，而政治精英最關鍵的目標就是維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地位。在經濟和制度變遷過程中以及之后，由于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通常會侵蝕政治精英的執政優勢，增加其被取代的可能性，因而他們往往對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消極對待或積極掣肘。他們還證明了，掌權的政治精英從現行制度和技術中得到的租金越多，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越低，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就越可能受到限制。

　　就在兩位美國學者通過數理模型對“增量改革”進行理論分析后，廣東社科院研究員單世聯通過自己的觀察對中國的“增量改革”也給予了“解剖”。

　　“當代中國的改革，是在舊體制邊緣部位生長出局部新體制的‘增量改革’和行政部門‘放權讓利’�！� 單世聯認為這產生了兩方面的后果：其一，行政部門的“放權讓利”只是縱向的權力配置的調整，但權力行使的方式并沒有變，所以行政部門的力量必然介入“增量改革”，導致行政部門“自我利益化”。比如上述郵政主管部門對民營快遞業的擠壓。

　　其二，“增量改革”始終在行政部門的控制之下，并未建立起以價格信號為行為導向、以利潤和資本增值為指標的現代企業制度。市場經濟的核心是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而目前凡涉及國計民生的資源，如土地以及壟斷性的資源配置，迄今仍由各級政府大權獨攬，給大面積腐敗提供了可能。

　　而且，國企改革的延后導致價格改革不得不先行，結果形成了以“資源資本化”為方式的改革選擇。結果，“存量”中的許多國企和集體企業，一部分因體制約束在轉型過程中衰落或破產，一部分以拍賣、MBO等市場化名義轉入與主管部門的利益相關者手中，另一部分則依靠行政力量形成了新的行業壟斷。

　　在單世聯看來，行政部門的自我轉型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逐漸取消了價格管制和計劃調配等，但它從未退出對經濟活動的介入，而且在繼續介入經濟活動的過程中偏重于“自我利益化”。各級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化”導致了地方保護主義、重復建設等等，具有管理職能的各級行政部門則通過“三亂”等手法實現其自我利益。

　　更糟糕的是，由于行政部門和地方政府對轉型期經濟活動的長期深入的介入，其“自我利益化”不僅表現為追求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不當行為日益制度化，還表現為“尋租”和腐敗現象�！皩ぷ狻被顒釉缙诒憩F在生產資料等產品的計劃內外差價上，現在則表現為土地、資金和資產的價格差異上。

　　“‘增量式改革’確實擴大了經濟活動的總規模，但改革滯后的行政部門對經濟活動的介入，卻使得改革‘增量’的分配朝著有利于各級行政部門的方向傾斜。而類似國企改革這樣的‘存量’改革的延后，自我利益化后的行政部門及其利益相關者又得以參與和操縱對‘存量’的分配和占有。”因此單世聯認為，這造成了行政部門、地方政府和壟斷行業反對任何可能動搖其壟斷地位的變革。

　　在這種背景下，公正和公平很容易被已經非中性化的發展和效率所左右。“少數人確實是先富起來了，但多數人至今還在等待后富。更重要的是，讓哪一部分人采取何種手段先富，卻沒有具體的政策解釋。” 單世聯指出，結果就是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單世聯提供了一個數據，1990年代以來，享受改革成就主要是占總人口1%的上層與4%的中層，還有11%左右的中層由于“搭便車”的關系也享受到了這一成果，而廣大農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則承擔了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

　　不過，在這個邏輯分析關鍵點上，張宇燕借助美國政治學者阿伯巴奇在其論著《兩種人：官僚與政客》中的分析，提醒注意這樣一個實事：掌握著政治各部門的官僚們與國家統治者的利益不應簡單混為一談。

　　“官僚們大都一樣，心里時刻惦記著自己的欲望，總是急切地抓住一切能使自己的財富和影響力增長的機會。他們往往控制著一些重要資源，并且可以決定這些資源的用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官僚總會把資源分配給在‘競爭’中對其出價最高的人�！边@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公共選擇理論主要奠基者曼庫爾·奧爾森的弟子指出，政府的行為最終可能是這些追求最大個人利益的人們相互作用的結果。

　　因此，我們的改革推進到今天，一個非常明確的現實擺在了力圖民族復興的共和國面前：既得利益者集團正在損害著民眾的利益和國家的權威。

　　“海外許多學者和媒體一直把中國政府定義成‘強政府’，改革經歷的現實證明正好相反，我們的政府是‘弱政府’，真正強勢的是部門利益和地方政府�！苯�涌對這樣的結論深有體會，“中央權力被部門架空、被地方分割的現象，已經到了不得不清理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