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如何崛起(2)

　　“諸侯經濟”

　　“盡管六中全會是一次集大成的會議，但仍然不能認為就‘畢其功于一役’了。”中共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在接受《商務周刊》采訪時，強調對當前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目標的長期性和復雜性應保持清醒的認識。

　　事實上，早在兩年前，當《商務周刊》在《中國改革走到三岔路口》一文最后期待共和國“進行一場‘羅斯福’式的中國‘新政’”的時候，一直沒有解除一個擔心：這就是在中國社會的變革中，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國資、跨國資本以及民資等等諸多利益集團，圍繞著改革開放展開的復雜博弈，在制度建設的“非中性”條件下，有可能演變成怎樣的局面？

　　“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與之相關利益集團‘唱主角’的‘諸侯經濟’。”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根據自己的研究和觀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并在采訪中為《商務周刊》描繪了一幅當前“諸侯經濟”的圖卷：

　　“政府強力部門的行政干預加劇了市場競爭的不對等，勢力膨脹的地方政府對中央政策置若罔聞，壟斷企業主導市場價格和供求趨勢，外資強勢資本賺取優厚的利潤，民企和中小企業為生存展開殘酷的競爭……”

　　“這些現象的根源就是，28年的改革開放中，強勢部門和地方政府過多地考慮自身利益，與許多利益相關的集團聯系在一起，形成以維護自身利益為中心的大大小小、相互牽連的‘利益山頭’。”這位2006年因撻伐利益集團而知名的學者指出，“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嚴重阻礙了市場改革進程，損害了市場效率和社會公正，已經成為當前改革推進最大的阻力。”

　　江涌認為，這種“利益山頭”、“諸侯經濟”危害的第一個表現是，改革設計出現非中性因素，政策和法律法規受到利益左右。“由于缺乏民主決策程序，許多市場改革的設計和制定充滿部門和行業特征，將部門或行業利益內含其中。”他舉例說，我國許多涉及改革的法律制定，先是由部門起草，提供一個法律草案，再由政府各方商量，最后由人大法工委審議，而人大專門負責的有關同志可能是提交報告部門到人大工作的同志和領導，于是部門利益色彩濃重的法律也可能順利通過。并且，法規一般都很原則，需要由部門制定實施細則——這其中更充滿了偏向自己部門利益和權力的細化和解釋。

　　今年整整一年間，東方萬邦快遞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劉和平充分領教了其中的“殺傷力”。盡管經過民營快遞公司聯合抵制，《郵政法(草案)》修改稿第7稿關于“300克以下的私人快遞業務由郵政專營”的規定調整到了第8稿的150克，但150克以下信件寄遞業務占民營快遞公司90%以上業務份額的現實，仍然使得吸納就業高達300多萬人(絕大部分為城市下崗人員和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民營快遞業面臨著全行業倒閉的風險。

　　“‘非公經濟36條’說的市場準入，在郵政行業根本是一紙空談。”劉和平告訴《商務周刊》，通過殘酷競爭終于成為中國快遞市場主力軍的民營快遞企業，“原本以為今年的郵政政企分開能夠讓我們多分一杯羹，現在可能是徹底無羹可分了”。

　　但相比一些部門與民爭利的現象，江涌更擔心“諸侯經濟”的第二個表現——“中央政策和改革被強勢部門架空和操弄”。

　　2006年6月13日中國房地產協會主辦的房地產市場形勢和調控政策報告會上，就上演了一幕經典。針對房價過快上漲，國務院當年最重要的一個政策細節就是“套型建筑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積要占開發總面積的70%”。但不到一個月，國家建設部房地產業司司長沈建忠在此公開解釋說，90平方米的套型建筑面積約等于100到105平方米的建筑面積，70%是各城市年度新審批、新開工的商品住房總面積。這一表態被坊間認為是將“國六條”及其“十五條”細則拔了牙。盡管建設部事后進行了辯解，但北京市新建商品期房中，大戶型住宅依然占絕對主角，90平方米以下小戶型很少，戶型平均面積144平方米。

　　江涌分析說，中央政策和改革方案具體化的過程是通過部門完成的，其措施實施和執行過程中，利益就很容易向部門和在體制上與部門關系密切的壟斷企業傾斜，造成政策和改革的不公甚至倒退。

　　“這也就是醫療、教育、住房、電力和

能源等改革出現偏差的原因所在。”他說，其結果就是，強勢部門越來越強，強到政策失靈、經濟失衡。

　　2003年，當馬凱履新國家發改委主任時，中央電視臺記者采訪曾經的改革驍將、首都經貿大學教授劉紀鵬：“馬凱及其領導的發改委成功的標志是什么？馬凱最難的工作是什么？”

　　劉的回答是：“馬凱工作成功的標志就是在其任內能把發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虛。如果發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實，審批權力越來越大，則意味著失敗。”他說：“馬凱同志工作最難的環節是說服和帶領他的同事進行自我革命。”

　　3年多過去了，截至12月8日，國家發改委以平均兩天一件的速度向全社會發出了661條政令、公告或通知。“很難判斷發改委現在是否變小了，但審批權力肯定是越來越大了。”江涌開玩笑說，“3年多來的中央宏觀調控政策每年都在不斷加力，可眾多汽車、鋼鐵、電解鋁、發電和水泥等等項目仍然從發改委這個調控主力部門審批出去。”比如，發改委不斷公開提醒發電項目建設過剩，但2003-2005年又上馬了1.44億千瓦，是此前3年的2.79倍。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外貿領域。“當強勢部門把吸引外資、進出口貿易額、外匯儲備等等指標當作政績的成績單后，今年三季度高達71%的外貿依存度，獲得超國民待遇的外資在獲取高額利潤的同時對內資和國內技術的擠壓，和萬億外匯儲備孳生出的波濤洶涌的流動性超剩等等，諸多此類現象就都可以理解了。”江涌認為，目前過多的資源和過大的權力已經轉移到了強勢部門手中，需要各界高度關注。

　　“中央政策和改革思路在地方大打折扣”，被江涌認為是“諸侯經濟”的第三個表現。 “經濟繁榮后地方勢力膨脹，在中國歷史上時有發生，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央政策越來越難以貫徹。”江涌指出，2003年以來，中央宏觀調控政策之所以不斷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挑戰，很大部分原因出于地方政府“坐地生財”帶來的“膽氣”。

　　“土地供應的計劃加壟斷，房產銷售的完全商品化，形成了事實上的‘新價格雙軌制’，在已經市場化的商品價格體系和尚未市場化的要素價格體系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套利空間。” 江涌說，“在一些城市，土地直接稅收及由城市擴張帶來的間接稅收就占地方預算內收入的40%，而出讓金凈收入又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據粗略估計，在過去三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

　　按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的話來形容，就是“賣你的地，掙我的錢；征得越狠，掙得越多”。因此，一切旨在控制房地產價格過度增長的調控政策，不僅會使房地產

開發商利益受損，而且還會有損地方政府利益。在自身的利益驅動下，一些地方政府不但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而且變相化解或抵制改革。2003年以來上海個別高層領導在上海地產熱潮中的表現就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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