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最新封面文章：金融腐敗求解(2)

　　一、非規范融資行為

　　金融機構的腐敗：不良貸款的真正成因是什么？

　　[編輯說明]

　　非規范融資，即金融機構在發放信貸中的腐敗行為。研究發現，尋租行為在金融機構大量存在。在3561份問卷中，81.8%認為金融機構腐敗交易“非常普遍”和“比較常見”。因為金融腐敗，企業為獲得貸款在利息之外的支出約在9%，與貸款利率上限相加，實際利率在15%-16%之間，與民間信貸市場相近。

　　研究還發現，中央銀行或財政對金融機構的壞賬進行轉移支付(央行再貸款或其他形式的注資)，可能會使銀行“無所畏懼”，加劇道德風險；而內控機制足夠強硬，必然限制銀行的信貸尋租。正確的改革方向應堅持對壞賬的責任追究。

　　[論述概要/謝平陸磊]

　　我們把銀行利用其配置資金的壟斷權力所獲得的利益分為兩類：如果銀行直接從信貸額度中扣除部分金額作為“好處費”——這實際是企業申請貸款的一次性花費——這部分利益被稱為“第一類尋租收入”；而銀行及金融機構在賬外向借款人額外征收的高利息則被稱為“第二類尋租收入”。這實際是企業在獲得貸款后為了維持長期信貸交易關系而支付的持續性成本。

　　另外一個需要引入的因素是，中國的銀行及金融機構在出現支付危機時，均可指望獲得來自當局的轉移支付。它們在過去數年間通常以中央銀行再貸款的形式出現。從理論上講，如果來自當局對壞賬的轉移支付力度與銀行第一類尋租所得的邊際收益增幅大于銀行內部對壞賬形成的約束或懲罰力度增幅，則銀行在壞賬增加的情況下，依然有積極性提高貸款總量，以獲取更高的“第一類租金”。

　　這說明，中央銀行或財政對金融機構壞賬采取的轉移支付行為和內控制度建設，是兩種力量相反的制度安排；前者過高則可能進一步加劇銀行的第一類尋租行為，因為銀行有財政接爛攤子而顯得“無所畏懼”；內控制度建設則屬于正向激勵，它可以通過觀察壞賬這一信號對責任人進行處罰；當這一機制足夠強硬時，必然限制銀行的信貸尋租。

　　這就是當前融資領域的一對基本矛盾——要么亂貸以渾水摸魚，要么惜貸導致社會融資矛盾尖銳。因此，治理金融腐敗與其他領域的艱巨性差異就在于此，投鼠忌器的擔心始終存在。

　　就國家宏觀管理和金融監管當局而言，上述以加強內控制度和規范化中央銀行專項再貸款的改革方向，盡管在遏制第一類尋租時，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均衡信貸存量不足的問題，但同時可以在遏制第二類尋租時，有利于降低借款人的融資成本，提高貸款償還可能性，總體而言是利大于弊的。

　　因此可以預見，今后正確的改革方向依然要堅持對壞賬的責任追究，無論這一舉措可能受到的來自各地經濟主管部門和金融機構的壓力有多大。因為這是塑造健康的金融行為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我們得出結論：

　　第一，在改革進程中，金融機構的腐敗體現為利用資金配置權進行的兩類尋租行為；

　　第二，銀行的尋租程度取決于改革進程中中央銀行和財政對銀行的轉移支付和內控制度建設的相對力度比較，因而，遏制融資腐敗的方法是嚴格轉移支付紀律，加強內控制度，盡管有可能造成融資供給的不足；

　　第三，企業借款行為是在自籌資金和銀行借款間進行的相對成本比較，企業被動選擇行賄(交租)，因而其真實融資成本遠遠高于名義法定金融機構貸款利率；

　　第四，由于存在轉移支付機制，企業與銀行的非規范金融交易的實質是對中央銀行和財政轉移支付的分割；

　　第五，根據以上結論，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價格實際是均衡的，不能簡單定義民間借貸是高利貸，如果如此定義，則正規金融也同樣具備高利貸特征。

　　[調查介紹]

　　研究者所作全國29個市(地、盟)的人民銀行、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鄉信用社、企業(含上市公司)、農戶和個體工商戶的問卷調查中，關于非規范金融交易有關的實證結果如下：

　　1.非規范融資基本判斷

　　在所有有效問卷中，81.8%的人(36.6%+45.2%)回答認為，金融機構利用資金配置權進行腐敗交易，在經濟生活中屬于“非常普遍”和“比較常見”的現象，只有不到20%的人認為這種情況“很罕見”或根本“沒有發現”(參見表1.1)。

　　問卷還表明，45.5%的人認為，獲得貸款需要給銀行人員以好處；這一點在農戶和個體工商戶群體中體現得更為強烈，73.7%的人認為需要給好處——證明了農戶與小經濟實體在金融領域的弱勢地位(參見表1.2)。

　　2.壞賬懲罰和軟性轉移支付的基本判斷

　　最大部分的人群(46.2%)認為，中國在不良貸款轉移支付中的成本約束是軟性的，因為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不良資產存量中發生的問題，是采取“不去發現，因而無從追究責任人”的方式的。只有13.7%的人回答是堅決追究責任的(參見表1.3)。

　　在典型調查中也發現，中國的不良貸款問題存在兩個幾乎遍及全國的“標準化事實”。

　　第一，不良貸款存量總被歸結為過去的行政干預，但是隱藏的內在動機是：政府官員顯然不受金融監管制約，因而盡可以把責任往他們身上推，所有的調查也就到此為止了；同時，金融機構往往刻意隱瞞一個大家都能觀察到的現實，即當初這些企業尋求信貸時，往往與金融機構往來甚密，機構負責人和信貸人員并沒有少拿好處。

　　第二，金融機構負責人調換時，也正是不良資產暴露的時候。其中固然有后任不愿為前任承擔責任的“政治動機”，但是也揭示了“當前”又有多少隱性非規范金融交易正在進行中呢？

　　3.金融機構人員收入及消費判斷

　　某個從業人員是否腐敗，對公眾來說往往是不可觀測的；但是，他們的消費情況是直接暴露在社會的視野中的。調查表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1.1%)的人認為，金融機構負責人和信貸人員的消費基本符合收入水平；40.5%的回答認為確實有少數人消費高于收入；16.8%的人認為多數人消費高于收入；11.6%的人認為普遍存在消費高于收入的狀況。

　　調查發現，多數人對金融機構內部崗位的收入排序是：行社領導、信貸人員、會計人員和其他人員。同時，多數人認為，影響收入差距的原因的排序是：信貸權限(也就是資金配置權)、存款資源和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某個崗位“對機構效益的貢獻”，竟然排在影響收入差距因素的最后一位。這是令人悲哀的。因為這說明內控制度建設和激勵機制確立工作的失敗，也對未來進一步的改革方向提出了嚴峻挑戰(參見表1.4、表1.5)。

　　4.貸款租金估計

　　如何估算第一類和第二類租金的規模是一項挑戰。調查把貸款申請中發生的費用近似作為第一類租金；把維持信貸關系所花費的費用作為第二類租金，并請參與問卷調查的企業和農戶獨立進行估計。結果顯示，就全國而言，平均每100萬元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的申請費用接近4萬元，各地存在一些差異，有的差異還很大。農戶和個體工商戶被尋租的境遇更加糟糕，其平均1萬元貸款的申請費用接近600元。這意味著，企業一次性直接支付的費用大約占本金的4%，而農戶與個體工商戶支付的費用約占6%。同時值得關注的是，當前銀行和信用社對企業、農戶的貸款多以一年以內的短期貸款為主，這表明幾乎每年企業和農戶都必須多支出4-6%的利息。

　　此外，企業付出的第二類租金折合年利率大約是5%，而農戶略低一些，接近3%。

　　據此可以引申出的結論是正規金融與民間借貸市場的一般均衡。如果把兩類租金結合起來，可以發現，企業貸款和農戶貸款所有成本折合為追加利率大約都是9%(分別是4%+5%和6%+3%)。根據對全國若干省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的調研，由于中央銀行允許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上浮50%，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可以上浮30%，這樣，一年期企業貸款和農戶貸款利率基本在6%和7%的水平，加上兩類租金，企業和農戶實際承受的利率大約在15%-16%之間！這才是正規金融市場信貸的真實價格(參見表1.6和表1.7)。

　　至于民間借貸，根據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課題組對廣東、廣西兩省區以及其他一些于2002年間進行的調研，可知民間借貸價格與正規金融價格接近。種種經驗證據表明了兩個市場的均衡，而這種均衡恰恰是融資者的悲哀、金融效率深化的悲哀和經濟健康成長的悲哀(參見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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