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持續增長的背后:中國社會正醞釀結構巨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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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30日 07:03 中國青年報 | ||||||||||
記者 陳娉舒 本報北京7月29日電 7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推出的一部重量級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引起各界關注。報告指出,未來8至10年,中國的職業高
今天,該報告主編、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組長、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就此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報告重在指出“誰得到了什么”之后,追問“誰是怎么得到的” 記者(以下簡稱記):這份報告最重要的發現是什么? 陸學藝(以下簡稱陸):這份報告揭示的核心發現是,現有的社會階層結構,還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要求。這個社會階層結構之于“現代化”而言,還只是個雛形。該縮小的階層還沒有小下去,該擴大的階層還沒有大起來。 記:2002年,你主持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曾經發表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那份報告提出,當代中國社會分化為十個階層,標志中國現代社會結構雛形基本形成。 陸:階層的重組、聚類、定型,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中的明顯趨勢。“誰得到了什么?誰是怎樣得到的?”,一直是學界研究社會結構變遷的核心命題。 上次的報告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誰得到了什么?”這一問題。此次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重在追問“誰是怎樣得到的?”這一命題。 這份最新報告,就“十大社會階層是怎樣從‘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結構分化演變而形成的,社會流動機制發生了哪些變化,這十大社會階層今后各自將怎樣繼續演化,現有的社會流動機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還不合理,需要怎樣的改革和調整”等多個主題,對中國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作了進一步研究。 社會分化和社會流動,是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研究的兩個部分,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低階層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障礙在強化,社會資源有向上層積聚的趨勢 記:“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從某一種社會地位轉移到另一種社會地位。目前中國的社會流動反映出那些集中的傾向性? 陸:最新報告揭示,已經形成的十大階層中,該縮小的階層還沒有小下去,農業勞動者還占44%;該擴大的階層還沒有大起來,如社會中間階層只占約15%;幾個處于較為優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中,子女代際繼承性明顯增強,而同代內的流動明顯減少,出多進少;可處于經濟社會位置較低階層的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門檻明顯增高,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社會的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有向上層積聚的趨勢。 這些傾向,對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流動模式和社會階層機構將產生不利影響,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還不相適應,存在引發社會危機的結構性因素。 政治主宰型的社會流動模式已改變,基于個人后天的努力和成就的“后致性規則”主導社會流動 記:為什么該擴大的社會階層大不起來,該縮小的社會階層沒小下去? 陸: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當前社會流動渠道還不暢通。 一些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制度性障礙———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礙人們向上流動獲得更高層次社會地位。公正、合理、開放的現代化社會流動格局尚未形成。 記:社會流動,社會各階層的地位轉移,有規則嗎?如果有,那是依尋怎樣的社會規則來實現的? 陸:一般認為有兩類社會規則。 一類是先賦型規則———憑借個人先天具有的如性別、年齡、出身血統等因素的地位繼承。先賦型規則是封建制度下社會流動的主要規則,形成了上層社會的封閉性和精英內部循環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 另一類是后致型規則———基于個人后天的努力和成就等因素的地位轉移規則。它是現代社會流動機制的主導規則,型塑了上層社會的開放性和中低階層社會成員通過努力奮斗向上流動成為精英的現代社會結構基本特征。 記: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中國的社會流動更多是基于怎樣的規則下實現的呢? 陸:改革開放前,“先賦性規則”是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獲得的主要因素。改革開放以后,原有的那種身份等級體系被打破,社會流動渠道逐漸開通,使“后致型規則”逐漸成為社會流動機制中的主要規則。 1978年以前,由于個人社會地位的升降、階層的興衰,全系于國家、政府、制度和社會政策的變化。所以,這個時期的社會流動,可稱之為政治主宰型的社會流動模式。 1978年以后,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改革,使后致性因素對社會流動機制的影響逐漸擴大,社會流動渠道多元化,能力主義原則在社會經濟地位獲得上的作用日益顯著;國家制度性政策安排對個人、階層的社會地位的獲得仍具有相當大的作用。現代社會流動機制及現代社會流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改革前有86.7%的社會人員一個職務定終身,1990-2001年階段則有30.5%得到升遷,中國社會走向開放 記:報告稱,中國社會正在逐步走向一個開放的社會。 陸:課題組依據全國抽樣數據,分階段考察了50多年來中國社會流動模式的變化,結果表明,改革前后差異很大。 從代際流動率看,1980年以前代際總流動率有41.4%,職業流動率為92.4%,不流動率是58.6%———也就是說,只有三成的子女的職業地位是上升的。1980年以后,代際總流動率達到54%,其中上升流動率40.9%,比1980年前提高了13個百分點,有四成的子女實現了超過父輩的職業地位上升的社會流動。 從代內流動看,1979年前,從前職到現職總流動率只有13.3%,這就是說,有86.7%的社會人員在改革前往往是一個職務定終身很少流動。而到了1980-1989年階段有18.2%得到了升遷,1990-2001年階段則有30.5%得到了升遷,獲得了更高職位。 從上述代際和代內流動率和總體流動率看,改革以后都有明顯提高,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正逐步走向開放。 向上流動的潮流形成,GDP的發展將使未來10年社會中間階層有跳躍式擴大 記:您的報告中,有一個重要結論,是“中國社會的職業結構正在漸趨高級化”,能解釋一下它意味著什么嗎? 陸:1978年以來,中國職業結構漸趨高級化。2000年同1992年相比,在職業結構的總量中,低層次職業(生產工人和農業勞動者)的比重下降8.17個百分點;而中層職業的比重則增加了7.2個百分點。目前,我國中高層職業人員18年來呈持續增長趨勢。高層次職業的數量逐漸增加,在職業結構中的比重不斷增大,就是形成“向上流動的潮流”。 記:什么樣的途徑,才能促進該擴大的社會階層擴大、該縮小的階層縮小? 陸:課題組對全國人均GDP和各類職業比重的關系做了研究。發現,經濟增長不僅對非農職業崗位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更對中高層職業的增加有相當大的影響。 比如,當一個省的年人均GDP從5000元到7500元、由7501元到10000元、再由10001元到12500元的增長過程中,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工人這些職業階層人員都呈逐年增加趨勢,農業勞動者則逐年減少。而當人均GDP超過了12500元后,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工人的比重,就會出現一個跳躍式的發展,農業勞動者則大幅度減少。 據此,我們認為,未來8至10年,中國的職業高級化水平將有一個飛躍式的提高,社會中間階層也將有一個跳躍式的擴大。 相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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