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悉，國土部已經有了上述三項改革的成型方案，而上報的可能方式是合成一個大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框架意見，后附三個改革試點方案。

　　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此次國土部在改革試點方案草案中明確非公共利益用地退出征收范圍。這意味著在2015-2017年上半年，試點地區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可以不經國家征收為國有建設用地，直接流轉入市從事土地開發經營。

　　中國的土地制度改革目前還存在著很多觀念、體制、機制上的障礙，阻礙了進一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向《決定》的方向邁進。

　　《決定》說：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然而三中全會后，國土部、住建部立即啟動了封殺“小產權房”的行動，等于宣告：即便是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也不準進入房地產市場。

　　21世紀上半葉，是中國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完成向現代化城市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城市化就是在農業社會中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改換職業和居住地的遷移過程，因此可說土地在其中扮演了樞紐作用。

　　對廣大非城郊農村來說，農地農宅入市，無論是因規劃管治，還是因市場規律，增值和變化都會很有限。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向何處去？此前有些專家主張私有化。而習近平總書記在9月29日會議上的表態，則給改革定了調，即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前提下的三權分置。

　　中央深改組組長習近平在會議上表示，現階段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更多考慮推進中國農業現代化問題，既要解決好農業問題，也要解決好農民問題。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經營權流轉的格局。

　　2014年莫干山會議上，以農村土地改革為主題的“城鎮化進程中的政府與市場”討論組爭論最為激烈。其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問題、農村宅基地和承包地退出機制問題、農村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問題、產權界定問題，以及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成為討論組的爭論焦點。

　　前述國家發改委人士認為，“(農地流轉問題)法理上被鎖死，但法外世界很精彩”。但在當天的討論會上，不論是成都模式，還是南海模式、嘉興模式、重慶模式，都難以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認可。

　　搞好這項改革，一項重要基礎工作是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要探索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濟運營新機制。搞好這項改革，一項重要基礎工作是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要探索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試點過程中，要防止侵吞農民利益，試點各項工作應嚴格限制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我國農村情況千差萬別，集體經濟發展很不平衡，要搞好制度設計，有針對性地布局試點。

　　我覺得對農村土地的整理，包括農民宅基地的整理這方面的問題各地的情況多種多樣，需要因地制宜考慮。比如說有些地方我確實也看到一些農村地區通過整理，農村的農民的居住條件煥然一新，明顯變好。同時，通過整理又節約了很多土地，這是好事兒壞事呢？我覺得是好事。

　　一方面我們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間一定要有一本賬，就是要有限的占用耕地，要有效的利用土地，現在好多地方搞城市化大拆大建，到處修寬馬路大廣場，唯恐少占地，好像有些地方政府有這樣的積極性，我認為這是不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