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年轉軌后，中東歐十國終于獲得了發達世界發出的邀請函，集體加入歐盟。在最具代表意義的轉軌國家之一波蘭，轉軌的設計者們——總理、前副總理、國家銀行行長及總統經濟顧問——與《財經》分享他們的回顧與反思

　　本刊特派記者 樓夷 發自波蘭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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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今年的5月1日，注定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重要時刻：中東歐八個前社會主義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與斯洛文尼亞，加上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和馬耳他——正式加入歐盟，從而完成了歐盟歷史上規模最大、難度最高的一次擴大。

　　當期的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就此評論說：“長期分裂的歐洲大陸重新統一。”而對于長期實行社會主義體制的中東歐各國來說，加入歐盟更意味著歷時15年的轉軌獲得初步成功。

　　始于1993年的歐盟東擴歷程，不僅是西歐和東歐在政治概念上的接軌和融合，也見證了前社會主義國家邁向市場經濟的艱苦卓絕。歐盟東擴的完成，意味著西歐承認中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軌成果，并將它們納入自己的市場經濟體系。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將因此發生重大變革。

　　6月30日至7月18日，《財經》雜志記者應歐盟邀請，訪問了法國、比利時、荷蘭、波蘭、捷克等歐盟成員國。其中新成員國波蘭的現狀尤其受到《財經》的關注。

　　波蘭，新成員國中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國家，這些年來一直走在轉軌的前列。時至今日，波蘭已被歐盟認為是“歐洲過渡經濟體的成功事例”。但和大多數新成員一樣，它存在巨大的財政赤字難題，正面臨痛苦的經濟緊縮。

　　同樣處在轉軌中的中國，對波蘭的關注始于上個世紀90年代關于“休克療法”與“漸進改革”的爭論。十年倏忽而過，中國改革成就斐然，可是仍然面對宏觀經濟穩定、國企改革、銀行改革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的困擾。就這些雙方共同存在的問題，記者在波蘭期間專訪了波蘭總理貝爾卡、波蘭國家銀行行長巴爾采羅維奇、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科勒德克以及波蘭總統首席經濟顧問奧洛斯基。其中巴爾采羅維奇、科勒德克、貝爾卡在1989年以后相繼擔任幾屆政府的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曾經是波蘭轉軌的設計者和執行者。目前他們或執掌政壇、或潛心學術，繼續實踐著波蘭的轉軌使命。但談起轉軌，他們的看法和意見并不一致，有時甚至截然相反，這也印證了轉軌的復雜和艱難。

　　本文以兩條線索同步展開，一條是記者的采訪紀實，一條是對波蘭政府四位高層人士的專訪。為行文方便，記者對專訪的內容按不同主題集納刊出。 ——編者

　　蛻變

　　7月10日，周末。下午6點，記者抵達華沙。

　　和歐洲其他城市一樣，華沙的商店周末不營業，平時也很早就關門。寬闊的克魯克大街上空空蕩蕩，街道兩旁是一幢幢龐大方正、整齊劃一的蘇式建筑。觸目的是高聳在大街上的文化科學宮——這是1955年斯大林送給波蘭人民的禮物。這座建筑現在已成為波蘭人休閑娛樂的地方，有電影院、游泳池等娛樂場所。導游告訴記者，劇變之后，波蘭人曾經討論過是否還要保留這座象征其社會主義歷史的建筑。最后的決定是保留，“因為這是我們的過去。”

　　但波蘭人已經走出了過去。1989年之后，波蘭開始進行導向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政治經濟改革，開東歐轉軌國家“休克療法”之先。而在期望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中，波蘭也是最堅定的一個。波蘭的入盟申請歷程與經濟轉軌幾乎同步進行，盡管1989年以后波蘭政府更迭頻繁，但歷屆政府都堅定不移地把加入歐盟作為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1989年9月19日，波蘭與當時的歐共體簽訂了貿易和經濟協議。1991年12月16日和歐盟簽訂了聯系國協議。1994年4月8日，波蘭正式向歐盟遞交入盟申請。

　　與摧枯拉朽般的劇變不同，重返歐洲是一條更為艱難的長路。1993年6月，歐盟哥本哈根首腦會議首次承認中東歐國家具有加入資格，但要求必須滿足一系列條件，如穩定的民主機構、法治和人權、確保市場經濟正常運行、接受歐盟全部立法等。這是一道很高的門檻，要求申請國必須對政治和經濟體系進行重大的結構性改造，不啻于脫胎換骨的蛻變。

　　“但這是必須的，”波蘭歐洲一體化署國務秘書彼得拉斯對記者說，“我們不能夠跳進沒有水的游泳池。”

　　1998年，波蘭正式與歐盟開始入盟談判。談判繁瑣、細碎而曠日持久，直到2002年旨在結束入盟談判的哥本哈根會議上，波蘭代表依然討價還價到最后一刻。2004年5月1日，波蘭正式加入歐盟。

　　在波蘭采訪期間，記者能感受到波蘭人對入盟的欣喜之情。“加入歐盟是波蘭經濟發展的巨大機會。”波蘭總理貝爾卡向《財經》表示。歐盟創建的海關聯盟、單一市場和單一貨幣，意味著成員國之間人員、貨物、服務和資金的流動自由。歐洲委員會估計，對新成員國來說，加入歐盟后的頭十年會使其經濟增長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

　　對于普通波蘭人來說，最期待的變化是可以自由出入歐洲其他國家。大多數波蘭人對此感到興奮和期待，尤其是年輕人，感到增添了自信。“我們也是歐盟國家了。”女大學生卡特琳娜對記者說。

　　 B訪談

　　《財經》：能否談一談波蘭轉軌的經驗和教訓？

　　貝爾卡(總理)：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但是答案是非常復雜的。這是一個哲學問題。

　　我認為波蘭轉型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改革的決心無比堅定。當年，波蘭的中央計劃經濟一片混亂。我們是一個有巨大糧食生產潛力的國家，但我們糧食匱乏。我們缺乏電力，有些事情今天波蘭的年輕人甚至無法想像。我們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所以我們決心改變。正是改革的決心把我們推動向前。

　　其次，我們具有廣泛的政治共識。從轉型之初，波蘭的目標就是加入歐盟。我們都希望成為歐盟的一員。為此我們必須做好家庭作業，努力改變經濟方面的幾乎任何事情。同樣，我們也得從歐盟學習政治技巧和知識。

　　第三，我們的政治相對穩定。我知道，在波蘭，政治是一場非常復雜的游戲，但是從長期來看，波蘭是一個穩定的國家，沒有政治沖突和種族沖突。我們有平衡、長期發展的潛力，我們適當地運用了這種潛力。

　　奧洛斯基(總統首席經濟顧問)：如果把轉軌定義為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那么在波蘭加入歐盟、開始執行歐盟法律的那一刻，就是波蘭轉型完成的標志點。歐盟的法律定義了市場經濟體應該如何運作，雖然它不是世界上惟一的市場經濟規則，卻是歐洲的整體市場框架。

　　科勒德克(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我認為，轉軌的核心是制度建設。我們此前因為對市場經濟制度層面的忽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比如，大規模的失業；歷史留下了太多缺乏競爭性的行業；許多人依然無法分享經濟增長的好處；很多不平等通過犯罪暴露出來。

　　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飛速發展，確實也取得很大的成功。這是因為微觀經濟重組,私有化,管理、市場以及公司治理的改善。成為歐盟成員將會導致更多的層面發生改變，包括心理、文化、結構、制度、政策和工具等等，推動經濟向前發展。

　　至于現在，盡管我們經濟的80％已經是私營部門，法律體系也和歐盟趨同，但我們還需要學習如何在歐盟中生活，需要建立市場的規則。因此轉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財經》：外界認為波蘭轉軌采取的是“休克療法”。該如何評價這個過程？

　　巴爾采羅維奇(國家銀行行長)：“休克療法”不是一個合適的用語，它容易令人產生誤解。人們總是覺得，“休克令人不快，最好不使用休克療法。” 這頂帽子一扣，許多問題就沒法討論了。問題是，如果你面臨波蘭1989年的問題，是應當減緩改革，還是加速改革？

　　我們當時就跟30年前的中國一樣，是徹底的國家計劃經濟。私有經濟受限，沒有市場，只有命令和各種各樣的約束。至于應該以多快的速度解除限制，則要取決于當時的形勢，反應過慢就沒有效果。當時必須進行大規模改革，例如取消價格控制，實行對外貿易自由化。小國尤其需要如此，因為小國沒有很多國內競爭，所以必須增加外部的開放。

　　改變體制和機構所需的時間比穩定和自由化更長，但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總是行動越快收益越早。盡早行動，迅速產生競爭，否則就不會有發展。引入競爭也會產生令人不快的事，比如企業在競爭中失敗而破產。但競爭不可能沒有破產。有人會因此失業，而再就業需要時間，他們就會埋怨改革過于迅速，管這叫“休克療法”。

　　科勒德克：新舊體制的轉換是一個長期漸變的過程。忘記那些什么“急速轉變”的想法吧。15年前，我們的確有一些休克，但其中的一些本來不應該發生。有能源價格的休克，貶值的休克，利率的休克，某些價格自由化的休克，工資控制的休克。很多措施過火了。我們在三年內喪失了大約20％的GDP。

　　所以波蘭的成功并非休克療法的結果，而是因為拋棄了休克療法。因為在轉軌之初，只有“休克”而沒有“治療”。然后我們的確實行了成功的戰略，更關注制度建設以及政府經濟政策上的適度干預。

　　奧洛斯基：有人說波蘭的改革像直接跳進了市場經濟的池塘，沒有經過任何過渡。但是實際上，15年前，波蘭實行的是保證75％資產國有的經濟政策。很多問題并不是、也不能通過這種方式解決。整體而言，實現私有化沒有捷徑可走。

　　私有化路徑

　　15年以前，波蘭主要的工業、服務以及貿易直接由國家控制。15年轉軌，波蘭社會可以觀察到的最大的變化是，大多數產品和服務都是由私人部門提供的。波蘭已經是一個私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了。

　　甚至媒體也走進了私有化的行列。在華沙，記者走訪了波蘭最有名的私營媒體Agora。這家媒體在1989年實現了私有化，1999年其股份在華沙和倫敦上市。現在Agora擁有1家報紙，14家雜志，30家電臺，還有1家廣告公司。該媒體的副總裁海倫娜，是一位精明強干的女性。“我們是獨立的媒體。” 她告訴記者。

　　波蘭走的是一條獨特的私有化之路。1990年，波蘭政府成立所有制改造部，開始了大規模私有化之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之一是國有企業私有化。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在股份制改造后，通過資本市場將這些股份出售給個人、機構投資者；缺乏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則被出售、配給、轉讓、并購。

　　1995年，波蘭開始實施整體私有化計劃，建立了15家國民投資基金，將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10％的512家國營企業約30億美元資產的60％，分配給這些基金。

　　從1995年11月起，波蘭每個成年公民可以象征性地以20茲羅提(約合8美元)購買一份私有化證，每張證可以換一家基金的一股。1996年，270萬有權購買私有化證的人中有166萬人購買了私有化證，每張私有化證的市場價格約為100茲羅提。采用這種方式，旨在將國有財產比較公平地分配給公民，在保證私有化順利進行的同時，防止極少數人的暴富和腐敗。

　　另一方面，私營部門的發展也是波蘭私有化的重要力量。波蘭目前的私營部門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新興的國內私營企業，而非原有的國有企業，這與捷克等遵循快速“大眾私有化” 的國家截然不同。

　　改革15年后的今天，波蘭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生產總值中私有經濟的份額從1990年的28％上升到2004年的80％左右。根據波蘭經濟、勞動和社會政策部的外國投資和出口促進司提供的資料，波蘭私營部門2001年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的62.9％，提供了工業產量的72.2％，并保證了74.8％的工作崗位。

　　 B訪談

　　《財經》：波蘭是如何完成私有化的過程的？有何經驗和教訓？

　　貝爾卡：私有化是改革中最困難的事情之一，我們并非在所有方面都成功，這是個充滿政治色彩的行為。因此，我們需要采用多種方法來推進私有化進程，包括上市、管理層和員工收購以及直接賣給外國投資者。我不認為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辦法。

　　俄羅斯大規模地采用認股權證私有化，但這種方法為造就寡頭提供了契機，使得財富迅速聚斂。我們現在正在目睹其后果。捷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但至少不完全成功。它帶來了整體的混亂，使得捷克的公司無法順暢地發展。

　　私有化確實是好事，但你必須采取多種方式靈活地處理。

　　科勒德克：在錯誤的條件下私有化，并不會得到比國有企業更高的效率、管理水平和利潤。私有化要求有控制和監督體系，有成熟規范的資本市場。我們需要相關的法律、機構和制度，更需要懂得如何管理這些資產的人。私有化本身并不能保證對資產的正確配置。我任副總理和財政部長時，曾被人批評放慢了私有化的速度。我的回答是，私有化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節奏——必須有相應的制度和政策配套。快速私有化即意味著資產被廉價出售。

　　奧洛斯基：捷克等國家試圖采取認股權證私有化方案，一夜之間便把企業都交給了公眾，企圖激起一場私有化的高潮。但未能奏效，原因是私有化不能僅僅由于意識形態的轉變而實現，而必須通過某種有助于提高生產率和公司效率的途徑。

　　私有化的基本問題是尋求所有者的問題。國家固然是一個力量非常強大的主體，但作為企業雇主，國家顯得力不從心，它并不能保證高效率以及預算硬約束。問題的關鍵在于，必須找到一個好的所有者，它能夠保證企業高效運作并且具備良好的國際競爭力。所以，任何把意識形態要求置于公司效率之上、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的方案，都是錯誤的。

　　《財經》：私有化是不是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的最佳出路？

　　奧洛斯基：如果誰能想出一個辦法，不通過私有化也能讓企業高效運營，那也可以。但是并沒有這樣的例子。國有公司日漸失去其競爭力，我們需要高效率的公司，私有化就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一種工具。

　　當然，私有化策略并不一定帶來成功。如果這個工具運用不當，結果可能不理想。不談意識形態的爭論，而是著力于讓大公司更加高效地運營，是對社會最為有利的事情。無論企業的利潤是流入私人所有者還是公共所有者的口袋，效率是最重要的。

　　波蘭的經驗是，大公司的私有化不能一蹴而就，必須一家一家去做。如果你想為每一家大公司找到一個有效率的所有者，都必須采取不同的方式。小企業的私有化顯然是另外一種情況，你可以通過某種綜合機制來統一解決。

　　科勒德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管理和公司控制。私有化從長期來看，的確比國有好，即使是大型國企。但必須非常小心，必須有相應配套的制度和政策。當你可以同時達到兩個目標的時候，就可以私有化：首先，改善微觀管理。其次，增加政府預算收入。

　　我們在私有化的時候總是試圖同時解決社會問題，要求購買者在一定期限內不要解雇一個工人。但是期限過后他們會解雇20％到25％的工人。這也是高失業的原因之一。投資者不在乎就業率和社會狀況，他們重視的是最小化成本。

　　貝爾卡：在企業需要資本時，內部人私有化并非好的解決之道，因為管理層和職工沒有足夠的錢。當然，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中小型企業是有可能成功實現內部人私有化的。但即便這些公司也需要充足的資本，因而最終這些企業的私有化將成為內部人私有化和外部私有化的混合。至于大公司，內部人私有化根本不可能。

　　銀行改革與私有化

　　銀行的私有化，是波蘭轉軌路途上的重要一步。如今，波蘭已實現了銀行體系私有化，而且外資占據主導地位。

　　據波蘭外資促進局和波蘭國家銀行提供的資料，1993年，波蘭共有87家商業銀行，其中48家由波蘭人控股，10家由外資控股，其余27家由財政部直接和間接控股，兩家由國家中央銀行控制；但是到2003年，商業銀行總數縮減為60家，由波蘭人控股的銀行減少到六家，而由外資控股的則增加到46家，且外資所占股份超過80％。

　　中東歐國家的銀行部門在經濟中扮演了資源配置的關鍵性角色。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重建一個有效率的銀行部門，其最大困難在于原有的國有銀行部門的阻礙。這些國有銀行部門并不按照風險管理原則行事，而是向那些受到政府財政補貼、預算軟約束的國有企業提供補貼性貸款，因此，企業的預算軟約束造成了銀行的預算軟約束，而銀行的預算軟約束又和企業預算軟約束一道，形成政府的預算軟約束。

　　在轉軌之初，在沖銷原來的不良貸款之后，許多銀行的資本金實際為負，在技術上已經破產，而國內的資本或公共資金都不足以注入這些銀行。此時，許多中東歐國家，如波蘭和捷克將銀行出售給一些國外戰略投資者，后者在資本、運營、風險管理、監管等諸多方面都占有優勢。這些國家的銀行多為中小銀行，外國投資者也較容易接受。

　　記者采訪得知，波蘭特別發明了將本國銀行和外國戰略投資者“配對”的方法，即把一家本國銀行和一家作為戰略投資者的外國金融機構“配對”，由后者向前者補充資本(實際上達到控股)，進行內部治理改革和風險管理，重新規范該銀行的信貸行為。最終，外資銀行成為銀行體系的主導力量。

　　然而，外資銀行私有化被外資主導依然令波蘭人擔心，比如是否會對中小企業融資產生困難。科勒德克認為，對是否引進戰略投資者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問題。

　　 B訪談

　　《財經》：在中國，有人擔心銀行私有化會威脅金融穩定。波蘭當時是否有類似的恐懼？

　　巴爾采羅維奇：如果沒有私有化，穩定也沒法保證。如果多數銀行是國有的，就會產生大量壞賬，對穩定不利。改變這種狀況，需要私有化策略。至少在波蘭，沒有發生任何大規模銀行業危機，而且我們的銀行的效率提高了。

　　沒有私有化就沒法從根本上改善銀行的公司治理，因為最重要的是誰掌控局面，誰制定最終的政策。經濟必須與政治分離，避免國家直接干預。沒有私有化就不能達到這一點。銀行也是一樣。如果經濟要自治，銀行早晚要私有化。

　　奧洛斯基：經濟發展需要一個高效率的銀行部門。沒有高效率的銀行機構，經濟效率也就難以實現。

　　商業銀行應該是私有的，它們在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并不能強迫企業去提高資本利用效率，而銀行可以充當資本利用效率和財富衛士的角色。拋開意識形態問題，中國和波蘭都應該鼓勵銀行盡量提高效率。

　　《財經》：波蘭把銀行賣給外國投資者是否明智之舉？有無其他選擇？

　　貝爾卡：外國人擁有銀行并不會危及國家穩定，但我認為最合適的是既有國內銀行也有外資銀行。因為外資銀行要挑選最能帶來利益的市場，他們不愿意為小企業小人物服務，也不愿意建立全國性的零售網絡。只有國內銀行才會做這種事。所以我認為比較合適的是有一部分外資銀行，有一部分國內資本控股的銀行。我不認為銀行應該掌握在國家手上，因為這會誘惑政府以扭曲的方式利用銀行。

　　巴爾采羅維奇：私有化開始時，由于市場經濟的歷史還很短，國內買主并不多。國內投資者或者沒有足夠資金，或者沒有專業經驗，不懂如何經營銀行。我們只能選擇，要么在幾年之內迅速完成銀行私有化，這顯然會導致少數外國資本控制銀行業；要么允許銀行改革緩慢進行。我們認為，如果繼續等待，改革就將被拖延。

　　現在，我們的銀行70％為外資所有。這并未導致金融危機，還大大提高了銀行部門的效率。余下的最后兩家全資國有銀行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也被迫提高效率。不出五六年時間，我們的銀行系統就能趕上最發達國家的水平。

　　我們確實冒了風險，不僅在于銀行私有化，更在于通過向外資出售來實現私有化。所幸尚未出現任何災難性后果。良好的銀行監管體系是其中關鍵。

　　《財經》：放開貨幣體系與金融系統是否應當按一定的順序進行？資本賬戶的放開與國內金融中心的放開應該哪個先行？

　　巴爾采羅維奇：波蘭的經驗是，逐步進行，對內對外開放互相結合。起初我們是徹底管控，商業銀行無權制定利率。但我們逐步給了國內銀行更多自由，并放開資本賬戶。首先開放國外直接投資，然后逐步放開其他形式的投資。這被證明是有效的，避免了嚴重問題的產生。

　　《財經》：波蘭如何處理銀行的壞賬問題？

　　巴爾采羅維奇：1993年波蘭壞賬累積到了危險的水平，我們通過了有關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壞賬的特別法律，并在銀行里建立了處理壞賬的特別部門。我們還將銀行私有化，借此避免再次出現壞賬的累積。這被證明很成功。

　　《財經》：轉軌時期金融系統的穩定是靠什么來實現的？

　　巴爾采羅維奇：首先保證低通脹。波蘭央行依憲法規定而獨立，負責貨幣穩定，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不聽令于政府。它的成功證明，要達成并保持低通脹，早晚需要獨立的央行。

　　其次要有金融業監管部門避免危機發生。有效的監管的要件是，監管部門必須獨立于政府。監管部門如果發現銀行不夠謹慎，應該有能力處治這家銀行。

　　經濟穩定

　　轉軌是個艱難痛苦的過程，宏觀經濟的跌宕起伏，即為走向市場化的過程難以避免的代價。

　　在轉軌的最初階段，中東歐轉軌國家宏觀政策的制定主要依賴于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其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市場化：即價格完全放開，統一匯率，開放資本賬戶。

　　——私有化：全面、大規模、快速地實現私有化，保護私有產權，放松市場準入的管制，消除外國直接投資的障礙。

　　——管住貨幣：擴大稅收的基礎，強化政府的財政紀律，消除財政赤字，實施貿易自由化。

　　在“華盛頓共識”的支持者看來，推行“休克療法”初期，國民經濟雖會有所下降，但在短時間內經濟就會恢復快速增長。

　　事實顯然并非如此。轉軌國家幾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經濟衰退和產出的巨大波動；盡管計劃經濟時期的短缺現象不再，宏觀經濟卻在轉軌初期陷入了“高外債-持續上升的政府赤字-持續甚至加速的通貨膨脹”這樣一個惡性循環，與此相伴的還有貿易賬戶的迅速惡化，和本國貨幣的急劇貶值。

　　但是波蘭在三年后，逐漸擺脫了經濟萎縮，經濟增長率甚至一度超過6％，在中東歐國家一枝獨秀。

　　盡管經濟穩定增長，并且加入了歐盟，波蘭依然面對龐大的預算赤字和外債。尤其是后兩者，成為其通往歐元區之路的最大障礙。入盟意味著必須采用歐元，遵守經濟及貨幣聯盟的紀律，但是新成員國必須首先滿足經濟及貨幣聯盟有關預算赤字、債務、通貨膨脹和匯率穩定的要求。這意味著它們當中的任何一個國家在2006年之前都不可能采用歐元。

　　預算赤字正是波蘭最大的軟肋。2003年波蘭的預算赤字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4.6％，公共債務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51.7％。為此波蘭政府出臺了新計劃，決心從2004年到2007年將債務和赤字的比例分別降低至55.7％和2.7％。

　　重任落在今年5月上臺的新任波蘭總理貝爾卡身上。現年52歲的貝爾卡曾兩度擔任財政部長，身受商界人士的贊譽。他于今年5月被提名為波蘭總理，隨即遭到否決。7月初接受《財經》雜志專訪時，他剛剛于6月24日重掌總理職位。他將帶領波蘭實施“痛苦”的財政改革，推行緊縮政策。

　　 B訪談

　　《財經》：轉軌期間，波蘭解決了財政赤字、外債高筑及通脹加速的惡性循環等問題，保持了經濟的穩定，此中有何經驗？

　　巴爾采羅維奇：必須對財政赤字時刻保持警惕，不能低估它對經濟穩定的威脅，因為總會有人試圖增加財政開支。主要手段是削減財政赤字，其中最好的辦法是加強立法，減少開支。減少開支比加稅強。

　　舉一個例子。我在開始任職副總理的1989年后期，大刀闊斧削減開支，得以降低通脹。當我在1997年～2000年第二次入閣時，通過了部分的稅制改革，削減了過高的開支。但這還不夠。我們面臨很多阻力，因此貨幣問題在波蘭持續至今。

　　《財經》：目前穩健的財政政策對波蘭為何如此重要？

　　巴爾采羅維奇：波蘭加入歐盟，就要承諾加入歐元區。為此必須滿足若干條件，包括預算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公共債務不能超過GDP的60％。我們知道，伴隨著高赤字的高公共債務是很危險的，越快降低赤字，對經濟增長越有利。因此，即使不是為了加入歐元區，我們也必須符合這些標準。但是鑒于我們的財務狀況，我們不知道這個最佳戰略是否能夠在波蘭執行。我們的預算赤字很高，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也不斷上升。但是不清楚這種情況什么時候能夠消除。

　　奧洛斯基：作為歐盟成員國，我們必須符合一些經濟條件，其中就包括減少財政赤字。此外，波蘭的資本相對缺乏，國內資本中的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償還政府欠債上。這是波蘭準備收緊財政政策的兩個主要原因。這樣不但抑制政府吸納國內資本，而且加快了引進歐元的速度。這并不是一個為了抑制通脹而采取的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而是為了實現結構性目標，保持經濟長期穩定。經濟增長的效果遠遠超過緊縮財政政策起到的負面影響。

　　貝爾卡：我們的計劃是在2007年將預算赤字縮減到3％以下。波蘭加入歐元區的時間有可能是在2007年之后，但一定會在2010年之前。為此我們必須合理化預算開支，這正在進行中。

　　《財經》：面對目前龐大的赤字問題，有什么具體解決措施嗎？

　　貝爾卡：解決財政赤字的措施主要有兩個辦法。其一是刺激增長，增長意味著更多的收益。其二是減少開支，或者削減在社會失業、行政支出和現金支出的增長幅度。我們正在清理這些支出項目，這在近期的預算中已經有所體現。

　　巴爾采羅維奇：首先必須減少開支的最大部分。我們首先削減最大宗開支——社會開支。這是波蘭與中國的一大不同。我們在社會福利上開支很多，但有些是無的放矢，并沒有給予窮人，需要改革。削減開支之外的另一個可能選擇是財政赤字的貨幣化，但這會造成通脹。我們的憲法規定，央行不允許赤字貨幣化。同時，波蘭央行是獨立的，能有力地防止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因此開支早晚得削減，早比晚好。至于謹慎的財政政策何時能夠真正實現，這取決于政治家。政治決心非常重要。

　　奧洛斯基：我們需要更加現代化和高效率的公共部門。通過精簡效率低下的機構，還能省出一大筆錢。這不僅僅要削減開支，更要改善波蘭的公共金融、稅收和交通系統，使之更加有效，減少資金流失。

　　改革的指導思想并不是削減用在刀刃上的開支，而是找出那些資金使用效率低下，或者根本不應該花錢的地方。這是一種具體的改革措施，并非窮國在遇到危機時候采取的削減開支計劃。

　　如果改革計劃實施恰當，不會有人受到任何威脅，尤其是緊縮財政政策的負效應會被經濟的快速增長所抵消。

　　社會穩定

　　加入歐盟，東歐人們普遍預感到前景中更為巨大的變化。從5月1日起，新加盟國家的產品打上“歐盟制造”的標識；這些國家的海關將停止對彼此過往貨物征收關稅；歐元將在這些國家的部分商業網點率先流通；這些國家的公民前往歐盟其他國家旅行和常住的手續將大大簡化，等等。

　　今年24歲的大學生卡特琳娜即將大學畢業。她并不打算找工作，而是計劃去德國讀書。她已經會說英語和法語，還打算學習德語。“現在我們是歐盟國家了，應該學習歐盟更多的語言。”她說。

　　對于這樣的變化，也有一部分人感情復雜。“現在貧富差距非常大。”導游阿卡說。老人尤其感到失落。在過去，即使失去一份工作，政府也會安排好生活，但如今，一切都要靠自己，一旦失業，除了退休金可能就別無所有。

　　58歲的司機馬克拉扎塔干過各種工作。他告訴記者，退休金大概每月不到1000茲羅提，而普通的住宅每月租金就要700茲羅提。“過去大家都差不多，所有人都可以體面地生活，”他說，“現在人和人不同了。”

　　其實，這些問題并不是在加入歐盟后才出現的。作為轉軌的直接后果，社會上總有一部分人會承擔轉型的成本。如何維護社會穩定，是波蘭轉軌期間需要考慮的問題；在加入歐盟之后的一段時間內，這個問題依然嚴峻。

　　 B訪談

　　《財經》：在轉軌過程中，波蘭如何解決就業問題以保持社會的穩定？

　　科勒德克：轉軌過程要盡力避免出現大量的失業人口。這方面波蘭的經驗和教訓可供中國借鑒。在波蘭，如果GDP的增長率低于4％，失業率就會增加。再者，轉軌時期政府沒有財力來補貼失業工人，失業既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

　　我們面臨的最大困難在于，數量眾多的非競爭性傳統工業運行毫無效率，處于虧損之中，尤以采煤業為最。這些部門的重組仍在進行之中。另一個問題是社會保障缺口和相應的財政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于養老金缺口。我們目前有著一個和中國相似的現收現付養老金體系，隨著人口老齡化，這一缺口將越來越大。改革這一體系是當務之急。

　　在中國，我認為目前可以做的是把好的資產私有化后用于養老基金的資本化，將私有化和社保改革聯系在一起。這樣你們同時做好幾件事：創造資本市場、私有化，改善管理，并且解決更為長期的老齡化問題。

　　貝爾卡：我們鼓勵經濟增長，同時我們還調整了勞動市場政策，使得企業雇傭人員更加方便，風險更低。

　　沒有經濟增長，就無法降低失業率。目前的經濟增長率近乎7％，如果在未來的若干年中，能夠維持該增長率，就能帶來大量的工作機會。盡管很多國家經歷了增長卻沒有創造就業機會，我希望波蘭不會這樣。我也知道，對于大規模減少失業而言，增長不可或缺，但并不是充分條件。因此，我們修改了勞動法案，使得勞動力市場更為靈活，更有彈性，減少了企業雇傭人員的成本。

　　巴爾采羅維奇：波蘭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教訓。我們的失敗并不在于改革過度，而是改革不完整。比如勞動法過嚴，勞力稅務過高導致勞力成本過高，政治干預使相關改革無法繼續進行。

　　奧洛斯基：波蘭已經有了一個龐大的社會安全網絡，盡管其運行不盡如人意，有諸多浪費，但起碼這個網絡是存在的。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調整改善這個網絡的運作。我們以前的福利制度太慷慨了，補償金的比例遠遠超過相同經濟水平的其他國家，失業工人的救濟金是根據他們以前的工資水平換算出來的，所有失業工人都能得到同樣的失業救濟。

　　波蘭的失業問題可引以為鑒。大的國有公司在出售時，可以在最初幾年要求限制裁員人數，或者規定合理的補償辦法。波蘭最大的教訓在于，不應該限制企業裁員，而是應該努力為創造新的勞動機會提供更好的條件，尤其是在建立小型企業和服務業方面。應該鼓勵合法的小型企業創造就業機會，這是惟一能夠真正解決失業問題的辦法。

　　尾聲

　　7月11日，周日。

　　在華沙市中心，記者瞻仰了矗立的密支凱維奇銅像。這位19世紀的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在他著名的詩篇《給波蘭母親》中寫道：

　　“波蘭母親啊，

　　雖然一切民族、國家、教派都說要相愛，

　　雖然全世界都高唱和平，

　　但你的孩子只有殉難的死亡，

　　只有不能獲得光榮的戰爭。”

　　此詩寫盡了波蘭民族長期被外族瓜分統治以及反抗失敗的屈辱和悲哀。波蘭在歷史上不斷經受侵略、占領、毀滅和再生。通過和平協議的方式，加入國家聯盟，參與國際事務，保護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對歷盡劫波的波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無論如何，我們支持加入歐盟。”司機馬克拉扎塔夫婦對記者說。“和過去相比，最大的特點是，過去我們不知道未來將怎么樣，現在我們知道，未來會更加美好。”

　　盡管波蘭還面臨著管理宏觀經濟波動、完善市場基礎設施、減少失業、加強社會保障等艱巨任務，但是加入歐盟這一世界最大經濟體本身就已表明，15年曲折已是過去，波蘭走上市場經濟之路，不再回頭。

　　科勒德克這樣概括：“轉軌是系統性的重新設計和重建，是發展的途徑，轉軌總的方向是市場、民主化，加入歐盟，融入世界經濟。”-

　　馬雷克.貝爾卡(Marek Belka)

　　波蘭現任總理。1952年1月9日出生，畢業于波蘭羅茲大學社會經濟系，獲博士學位。1990年至1996年，任波蘭財政部、所有制改造部和中央計劃署顧問。1997年在齊莫謝維奇政府中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1998年起，擔任克瓦希涅夫斯基總統經濟顧問小組的負責人。2001年10月至2002年6月，出任米萊爾政府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但于次年7月2日宣布辭去財政部長職務。2004年5月，貝爾卡被任命為波蘭總理，但5月14日眾議院未通過對貝爾卡政府的信任表決。6月11日，他再次被任命為政府總理。6月24日，波蘭議會通過了對貝爾卡的信任表決。

　　萊謝克.巴爾采羅維奇(Leszek Balcerowicz)

　　現任波蘭國家銀行(即波蘭中央銀行)行長。1970年畢業于中央計劃和統計學院(現為中央經濟學院華沙經濟學學院)。1974年在紐約圣約翰大學獲得MBA學位，1975年在中央計劃和統計學院獲得博士學位。

　　1989年9月，巴爾采羅維奇成為波蘭第一屆非共產黨政府的副總理和財政部長，同時也是內閣經濟委員會主席。他負責執行波蘭經濟的快速穩定和轉型計劃，這也被稱為“巴爾采羅維奇綱領”，更被廣泛稱為“休克療法”。1991年12月，巴爾采羅維奇卸任。1997年至2000年6月，再次擔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同時為內閣經濟委員會主席。2001年1月，被任命為波蘭國家銀行行長。

　　哥澤克.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

　　現任Leon Kozminski 企業管理學院的轉型一體化和全球經濟研究所主任。波蘭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經濟學家，教授。1994年至1997年，首次出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1997年去職，轉而供職于聯合國世界經濟發展研究所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2年7月再次出任波蘭左派政府副總理兼財政部長，2003年去職。

　　科勒德克博士著作頗豐，他的兩本書《從休克到治療——后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經濟學》和《全球化與后社會主義國家大預測》在中國流傳甚廣。

　　韋托爾德.奧洛斯基(Witold M.Orlowski)

　　現任波蘭總統首席經濟顧問。生于1962年，是宏觀經濟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轉型經濟。1993年至1997年在世界銀行工作。是獨立經濟研究中心NOBE的創始人之一。目前是統計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內閣宏觀經濟委員會成員。在羅茲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是哈佛大學富布賴特獎學金獲得者。

　　本刊記者余永楨、王豐、李琰，實習記者時安安，實習研究員Thomas Clouse、Abiel Reinhart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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