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2日，是鄧小平同志百年誕辰�！敦斀洝酚浾邔ＴL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憶敘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中鄧小平的洞見與決策；另請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撰文，回首90年初的改革思想交鋒及小平南巡的背景。謹此，藉生者的追思，再現已逝改革領袖的思想光彩。——編者

　　《財經》雜志紀念小平百年誕辰系列文章：鄧小平與農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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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黃浦江邊，鄧小平的一番談話，引發了當年的一場交鋒，更繼之以那次歷史性的“小平南巡”——

　　□ 周瑞金/文

　　周瑞金，曾任《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與當時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和《解放日報》評論部的凌河一道，根據鄧小平同志的談話精神，以“皇甫平”為筆名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系列文章，針對時弊，鼓吹改革開放，引發了一場思想交鋒。

　　“向何處去”成現實課題

　　1990年底，在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同志召集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提出“要善于把握時機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強調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推進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他還強調“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

　　接著，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同志到上海過春節。與此前幾次到上海過春節不同，這一次他視察工廠、參觀企業，在新錦江飯店旋轉餐廳聽取有關浦東開發的匯報，發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談話。他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他又一次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他還強調“開放不堅決不行，現在還有好多障礙阻擋著我們”，“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么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

　　13年前聽到這些話，我真激動了好幾天。憑我長期從事黨報工作培養的政治敏感性和責任感，我深感鄧小平同志的談話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針對性，顯然是有意識地就全國的改革開放作一番新的鼓動。

　　從“八九風波”以來，東歐發生劇變，德國柏林墻被推倒，兩個德國統一。波蘭老總統雅魯澤爾斯基向一個剛任民選總統的工人瓦文薩交出權力。接著齊奧塞斯庫總統被槍殺，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垮臺。不久，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發生巨變，蘇聯共產黨被解散，聯盟被解體。面對這個局面，國內有些人起勁鼓吹，蘇聯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必然會導致中國社會滑向資本主義，甚至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改革開放就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對每一項改革開放的措施都要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有“理論家”公然在報上提出：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一時間，經濟特區被指責為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制改革試點被指責為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被指責為瓦解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被指責為甘愿作為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

　　當時情景使我聯想起了我們黨八大路線變化的情況。1956年，黨的八大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學論斷，提出了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方針。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然而不久，發生了波滋南事件，接著又發生匈牙利事件。國際形勢的震蕩引起了我們對于自己國內形勢的判斷變化，強調了國內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把黨的整風運動變成了反右派斗爭。后來進一步提出“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論，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這是多么慘痛的教訓啊！

　　我深切感到90年代初，中國又走到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是繼續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重提階級斗爭，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走回頭路？中國共產黨人在90年代初的確面臨著一個“向何處去”的現實課題。

　　在這種情況下，我聽到鄧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談話精神的傳達，當時的激動和感奮可想而知。

　　“皇甫平”應運而生

　　按照《解放日報》的慣例，每年農歷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說》專欄發表一篇小言論賀新春。1991年春節前夕，我覺得只寫一篇小言論不足以宣傳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來了評論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兩位同志共同商議，決心合作寫幾篇聯系上海改革實踐，闡述鄧小平改革開放新思想的評論文章。開篇就是2月15日(辛未年正月初一)發表在《解放日報》頭版、署名“皇甫平”的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文章對辛未羊年作前溯后瞻，提出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交替點上�！笆�二年一個輪回�；厥淄�事，上一個羊年——1979年，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開創中國改革新紀元的一年�！薄皳峤駪浳簦瑲v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惟一道路！”評論開筆這些話今天讀來也許平淡無奇，但在13年前卻讓人眼球為之一亮。因為當時報紙幾乎都在集中火力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已有19個月沒有用這種口吻談論80年代的改革開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這是有骨頭的，是針對當時有人提“1991年是質量年”。還有那八個字：“何以解憂，惟有改革”，那是直接引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杌鶄鬟_貫徹七中全會精神和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談話時的原話。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發表。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放思想要進入新境界，改革開放要開拓新思路，經濟建設要開創新局面”。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發展市場經濟。文章傳達了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時的談話精神：“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辈⑴�評“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后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文中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僵滯”一詞我們是經過仔細推敲的。在真理標準討論時用了“思想僵化”這個詞。毛澤東談過，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有些人不習慣，害怕出問題，他們不敢冒風險了，顧慮重重，因而講“化”，不妥。就代之為“滯”吧。寫得也很婉轉：要防止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文章從上海對外開放的反復，指出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一定要邁出步子，敢于冒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針對開放會不會損害民族工業、會不會使上海變成“冒險家的樂園”等思想障礙，闡述了鄧小平關于“開放不堅決不行”的思想。這篇文章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轟動，引起那么多的責難，則是因為提出了“如果我們仍然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趑趄不前，難以辦成大事”。當時我們深感，由兩個“凡是”變為一個“凡事”(即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這是阻礙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一個要害問題�！盎矢ζ健蔽恼聯糁羞@個要害，于是把一場風波的“導火索”給點燃了。一些人的攻擊，開始升級，他們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綱上線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于4月12日見報。文章引用了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上作關于干部問題的講話時引用荀子《大略》中的話：“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受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睆娬{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闖將，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對“那些口言善身行惡的‘國妖’、兩面派、騎墻派一類角色，毫無疑問絕不能讓他們混進我們的干部隊伍中”。這實際上是透露了鄧小平同志關于人事組織的思想，也是鄧小平要從組織人事上保證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公示。

　　從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連續發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相互呼應，圍繞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個中心，宣傳了鄧小平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形成了一個鮮明推進改革的完整的輿論先導系列。

　　這里有必要說一下，為什么署名“皇甫平”。許多論者把“皇甫平”解釋為“黃浦江評論”的諧音，這并不錯。但又不僅僅是這個意思。我之所以取此筆名，是經過深入思考的。這個“皇”字，按照我家鄉閩南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這個“甫”，不念“浦”，而讀“輔”。我選這個“甫”，就是取有輔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這就是“皇甫平”筆名的深層涵意。而皇甫平又是中國一個復姓，人們看起來比較自然。

　　圍繞“姓社姓資”激烈交鋒

　　“皇甫平”文章發表后，在國內外、黨內外反響強烈。當時，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了解“發表背景”。文章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說這是“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但是，除了當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談發表評論文章，公開表示支持外，其他媒體大多沉默不言。也有少數幾個發起抨擊、批判，甚至謾罵。我們在撰寫文章時，是有一點冒風險的思想準備的，但我絕對沒有預料到，幾篇文章竟會招致如此火力兇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嚇人到如此程度。

　　就在這一年4月，我們剛發完四篇“皇甫平”評論，北京一家刊物就第一個發起無限上綱的“大批判”。在4月20日這一期上，該刊發表文章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然后自己回答說，在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的日子里，曾有過一個時髦口號，叫做不問姓“社”姓“資”。結果呢？“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的邪路”，諸如經濟上的“市場化”、政治上的“多黨制”，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多元化”。在列舉了這一系列惡果之后，文章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這樣一來，“皇甫平”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了。

　　繼這家刊物之后，又有北京的兩家刊物加了進來。一家雜志發表文章，把“皇甫平”說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問姓社姓資本來是‘精英’們為了暗度陳倉而施放的煙幕彈”。還說“一切不愿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有責任也有權利問一問姓‘社’姓‘資’�！绷硪患译s志更氣勢洶洶地對準“皇甫平”一通亂射：“至今仍有些論者把‘姓社還是姓資’的詰問指責為‘保守’、‘封閉’的觀點，主張予以拋棄”，“對于那種不準問姓社姓資的觀點，人們也不妨問一問：它所代表的思想傾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

　　如果說以上三家雜志在京城只算“柴火妞”，在媒體圈中并無地位，影響也小。那么接下來的情形就不同了，京城媒體圈中一些名門望族也加入進來，調門也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產力論”、“經濟實用主義”，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頭分明已指向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1991年9月中旬，北京一家大報的社長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報社，要找我談話。事先，我曾接到該報駐上海記者站記者的電話，我摸不透這位社長為什么要來找我談，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領導匯報此事。這位領導也感到蹊蹺，因為市委并沒有接到中央有關通知，因此打電話與中央有關負責部門聯系，了解到此人來滬并無什么背景，純屬個人行動。于是，市委領導交待我隨機應變對付他。這位社長一來，就擺出一副“官架子”，用責問的口氣同我說話，問“皇甫平”文章是誰授意寫的。我對他說，沒有人授意，是我組織撰寫的。聽我這一說，他要我寫一個關于文章發表經過的材料給他，他說回北京要向中央匯報。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領導匯報，得到的指示是三個字：不睬他！

　　就是這位社長，他在9月1日的社論中，塞進自己的私貨，連寫兩句“要問姓社姓資”，當夜被江澤民同志下令刪去。為了擺脫自己的被動，他連忙寫材料向上面撒謊說“‘問姓社姓資’的話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則是一向認為問“姓社姓資”是“一種‘左’的傳統觀念”。與此同時，他又將一封“讀者來信”編印出來，摘這信中的話說：“那些對改革開放不主張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蟲，便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的應聲蟲！”

　　當然，這不過是1991年這場思想交鋒的一個小插曲罷了。更大的交鋒還在后頭。上海成了交鋒的戰場。這年10月份，一位大人物來上海視察，在干部會上公然指責“皇甫平”文章影響很壞，把黨內外思想給搞亂了，好不容易剛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上來，現在又冒出一個“市場經濟”，說什么“計劃和市場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這不是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嗎？當時，我們的壓力是很大的。想不到宣傳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的思想，仿佛犯了罪似的。但是，頗有戲劇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領導同志來上海視察，他在干部會上卻講了與那位大人物不同調門的話：“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帶框框、先定性、先戴帽，這就很難辦。不要還沒有生小孩，還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彼�顯然是支持“皇甫平”文章的！

　　當時，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無限上綱討伐的“大批判”，我們本想進行反擊。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理解我們的處境，悉心保護我們，指示要淡化處理，不搞爭論。1991年4月23日，我以報社總編室名義給市委寫了一個報告，并給當時市委三位負責同志寫了一封信，詳細解釋了文章組織及發表的過程，北京及全國各地讀者及理論界的反應等。當時市委三位主要負責人批閱了報告，他們沒有批評文章本身的內容。后來我們遵照市委的批示，顧全大局，不予置理。我當時承受著重大壓力，連到香港《大公報》履任新職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歷史，相信鄧小平思想，終究會明辨是非的。也就在這個情況下，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吉同志將“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給了鄧楠同志，請她轉交給鄧小平同志參閱。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轉機。江澤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講了一大段改革開放，其中闡述了鄧小平同志關于不要把計劃和市場作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標志的思想。9月1日，江澤民同志又下令將第二天就要見報的一家大報社論中有關“要問姓社姓資”的句子刪去，而這篇社論的摘要恰恰突出了這個內容，已在頭一天晚上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中播發了出去。第二天見報沒有了，使中央機關報一篇社論出現兩個不同版本，這在黨的新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當時在海外新聞媒體中引起強烈反響。9月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同志嚴厲批評一家大報的海外版引用他在紀念魯迅大會上的講話時作出斷章取義的錯誤編排，這些都表明了江澤民同志的鮮明態度。

　　盡管當時我們沒有發表文章進行正面交鋒，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還是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了堅持真理的堅定性。如1991年5月間，北京一大報發表《建造反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評論員文章，全國大多數報紙都轉載了，而《解放日報》沒有轉載。在市委一次中心組學習會上有領導提出，《解放日報》應當補轉載這篇評論。當時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篇評論把反和平演變局限在意識形態領域，矛頭指向知識分子，這與黨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變，主要在政治領域，首先是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要防止，重點在黨內進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變，要建造鋼鐵長城，這種提法欠科學。所以，還是不轉載為好，何況中央也沒有規定地方報紙非轉載中央報紙評論員文章不可。最后，市委領導同意不轉載。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擊批判文章的情況下，以不轉載“反和平演變”文章來表明對當時一些“理論家”圍剿皇甫平文章的態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們仍然繼續堅持宣傳鄧小平同志談話精神，表明我們沒有放棄“皇甫平”的主張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前蘇聯八月變局后的一個星期，我們發表《論干部的精神狀態》評論員文章，明確提出貫徹“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能動搖，絕不分散我們的注意力。只有振奮精神堅持改革開放，才是我們惟一的出路。

　　這年10月份，我寫了一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的長篇文章，著重論述只有把生產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變的挑戰中巍然不動。文章鮮明提出蘇聯的“紅旗落地”，并非在于“衛星上天”，社會主義國家惟有經受住科學技術革命的挑戰，紅旗才能打下去，才能更高飄揚。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對蘇聯的衰變和解體的深層教訓，作一個與當時主流輿論不同的闡述，其基本精神與“皇甫平”文章是一脈相承的。

　　這一年的12月，一位被某大報捧為“堅定的社會主義理論家”的人，在給中央“上書”中公然宣稱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轉向低潮情況下，中國抵御西方“和平演變”的陰謀困難重重，而堅持改革開放恰恰會為西方“和平演變”勢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決策者要權衡利弊，不要冒改革開放的風險，要集中全力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以增強反和平演變能力，這才能保住社會主義陣地。

　　這是一份難得的反面教材，也是當時對“皇甫平”種種責難批判傾向的集中反映。我抓住這份內參材料，在上海召開一個形勢座談會，請了當時滬上一批有影響的人士對這份內參進行討論。后來，我就把這次座談會上大家的意見，整理成兩篇評論員文章即《改革要有膽略》、《再論改革要有膽略》，在《解放日報》頭版顯著地位發表，嚴肅批評了反對冒改革開放風險，認為堅持改革開放就會被西方和平演變勢力所利用的錯誤觀點。這就是在激烈交鋒之年，我們力所能及而作的針鋒相對的交鋒。

　　小平南方談話掃陰霾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開的交鋒中，據說有句話在北京悄悄流行著：“京都老翁，坐看風起云涌。”鄧小平同志冷靜地不動聲色地觀察和思考了1991年這場交鋒。

　　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以88歲高齡不辭勞苦進行南巡，足跡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復強調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場經濟，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鄧小平同志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鋒的要害，尖銳地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彼�還提出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從這個角度看問題，“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同志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簡明生動詞句，激勵我們“把握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皩τ谖覀冞@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么平平靜靜、穩穩當當。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針對1991年思想交鋒中暴露出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尖銳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白蟆钡臇|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坝摇笨梢栽崴蜕鐣�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真是“大音稀聲掃陰霾”��！鄧小平同志的南方重要談話，為黨的十四大召開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論準備。曾幾何時，那些義憤填膺抨擊“皇甫平”的理論家、政治家，紛紛收起他們手中的大帽子，旗偃鼓息了,有的連忙轉向寫文章“防‘左’”了。實踐證明，真理愈辯愈明，道路愈爭愈清。堅持改革開放是人心所向，發展市場經濟是大勢所趨，加快發展提高生活是眾望所歸，與時俱進不斷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13年過去了。今天回過頭看那場思想交鋒，我們會更深刻認識到，輿論要在社會歷史緊要關頭發揮先導作用，要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勇為前驅，成為時代晴雨表，社會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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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雜志2004封面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