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美元本位體系

　　概述：國際金融體系中間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與公平的金融自由化相背，這就是美元本位的貨幣體系。

　　四、國際金融體系中間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與公平的金融自由化相背，這就是美元本位的貨幣體系。

　　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金本位”貨幣體系解體，匯率、利率大幅波動，造成極大的全球性的動蕩和風險。美國經濟仍然主導世界經濟，國際貨幣體系迅速延續與美元的聯系，不以黃金為基準，以美元為基準。出現亞洲美元市場，歐洲美元市場，債務美元化，資產價格美元化，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匯率與美元掛鉤，以美元結算。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美國相當于全球中央銀行。

　　這里有一個巨大的不合理。如果美國的中央銀行地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央行，其獨立性中立地位對全世界也有一定的公平性。 但是美國中央銀行是根據美國經濟制定貨幣政策， 如果美國經濟的和金融市場的變化，美國貨幣政策相應的變化，就給全世界造成巨大的不確定性。這就確定了全球的經濟唯美元走向馬首是瞻，實際是唯美國經濟的馬首是瞻的命運。美元的美元幣值左右全球各種價格，左右全球的經濟。

　　新興的資本流進流出與美元幣值顯著相關。全球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危機，貨幣危機， 石油危機，糧食危機，都與美元相關，與美國經濟相關。

　　比如， 墨西哥90危機就是因為貨幣錯配，債務以美元計價，產品以本幣計價，當美元相對本幣升值， 債務危機就爆發了。

　　泰國，當大規模資本流出時把本幣換成美元，流出規模超出美元外匯儲備， 貨幣危機就發生了。如果泰國也相美國一樣，泰壩時國際貨幣， 貨幣危機就不會發生了。

　　日本80年代買了美國的房地產。一個廣場協議，日元升值， 美元相對日元貶值近200%， 日本人馬上退出美國房地產市場。美國輕而易舉地收復失地。

　　菲律賓亞洲金融危機當年的人均GDP從上年的1100美元， 突然降至740美元， 員應就是皮索對美元貶值。一個國家的國力隨美元幣值變化而忽大忽小。

　　中國的外匯儲備的美國國債，更是隨美元幣值來界定外匯儲備的虧損和發達國家一般不容易出現債務危機。比方說歐洲， 因為其債務以歐元計價，這是歐元的國際硬通貨的國際地位決定的。歐元計價能夠被接受。這種國際貨幣體系，是非常不利于新興市場的金融自由化進程。發展中國家發生貨幣錯配是因為國際貨幣體制的不得已。

　　這次次貸危機，美國、歐洲立即啟動強大的貨幣制造機制， 不惜代價地拯救金融機構，穩定市場，穩定經濟。

　　美國央行的這種全球中央央行地位，英國和歐洲這種準全球央行的地位，是他們的國家和地區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可以作為“最后貸款人”向全球發貨幣來穩定金融體系和經濟。在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這種“權利”是非常關鍵的。

　　去年8月份，次貸危機全球爆發，英國由于央行行長認為金融機構玩火自己負責，政府救助會產生道德風險，堅持“風險自負“原則，沒有采取發貨幣的引發道德風險的拯救方式，堅持“風險自負“原則，英國發生百年不遇的央行擠兌，幾乎把英國經濟拖垮。后來英央行改變立場，國有化北巖銀行，注資拯救倫敦金融市場。

　　我們應該看到，假定當年泰國也能發鈔票， 亞洲金融危機地歷史可能要改寫。遺憾的是，泰國不是。這個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新興市場是金融弱勢群體。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定要與經濟發展階段與金融體系地健全相匹配，否則一旦引發危機，不可能像華爾街引發的次貸危機那樣，得到美元本位體系作為后盾的保護。

　　另一個警示， 21世紀初美國為了治療新經濟危機而實施的寬松的貨幣政策發出美元，通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推動的美元全球貨幣創造過程，制造了全球流動性過剩和全球資產價格泡沫的貨幣形態，長期的低利率某種意義上也是這次次貸危機的始作俑者之一。

　　這次拯救次貸危機的全球儲備貨幣，特別是美元的再次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會再次帶來新的下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新興市場在應對當前的國際形勢風云變換的同時，一定要前瞻性地預見性地注意到，潛在的全球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美國發出貨幣，如果不超出國界，或者說沒有金融全球化的推動，美國的貨幣政策從調整國內經濟的角度，是可能收放自如的。但是，全球流動的資本無孔不入的尋求投資機會的資本，可能不是美聯儲的利率提升就能完全收回去的，特別是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創造的貨幣，已經滲透到全世界各個角落，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可能不是美國的貨幣政策完全能夠調動的。

　　實際上，這里隱含一個相應的全球金融體系缺位的問題。在美元本位的貨幣制度下，美國可以發貨幣，但是在金融全球化、信息化的趨勢下，并沒有一個相匹配的全球金融體系來合理有效的管理這些全球過剩資本，以及過剩資本的全球過度流動帶來的問題。全球缺乏相應的金融體系來調整、防范這個新問題可能帶來的風險和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建立新的全球金融體系問題曾經被反復提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假設是全球危機的拯救機構。但是IMF作為國際社會的“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更多是事后危機解救。而且國際組織的危機解救計劃的諸多政策限制，更多是理論上的合理而不是實踐上的可行。

　　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體系并不成熟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途徑和需要不斷改革的過程與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是有距離的。而國際組織按照解救南美的國家債務危機的方式和思路制定的拯救計劃，對亞洲經濟危機的東南亞各國，主要因為超前的金融市場的開放，帶來私人企業的過度短期外債，以及相應資產價格的泡沫破滅引發經濟危機的危機國家，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有針對性地拯救危機，實際上不同程度有加劇危機的影響。比如印度尼西亞，過度緊縮政府支出，加速了經濟的衰退，加速了銀行的破產，最后導致社會動亂，政權更迭。

　　所以，為了保護自己，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歐洲誕生統一貨幣——歐元，亞洲的外匯聯合防御機制的討論也應運而生，10＋3，還有3個10＋1的地區性合作不斷得到加強。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有退回到區域化，地區化，甚至貿易保護主義的跡象。這是進步還是退步且不說，也不知道是否真有作用，也可能世界就是這樣發展，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變來變去，其實呈螺旋式循環也未可知。至少，人們都在采取各種方式在嘗試保護自身的利益，避免這種流動性過剩的新的貨幣表現形式的沖擊。

　　中國需要明白，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在這樣的國際環境和經濟格局下，這不是中國的問題，是一個全球問題，不是中國一己之力能夠與之較量，能夠改變的。

　　短期內，中國應該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利用國際的多邊平臺保護自己的利益，爭取共贏。長期來說，中國需要進行全方位的經濟結構的調整，堅持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方式發展節奏，加大經濟體系的彈性，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這樣才有可能在“不健全”的全球金融體制中，對危機進行最好的自我防范。

　　這是非常復雜的問題，不是一個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一己之力能夠改變這個東西，所以采取保護自己的措施。我其實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議，采不采納我不管了，這是第四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