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考察包產到戶

　　概述：我們當時到安徽調查，訪問了很多第一次包產到戶的農戶、農民，以及干部，對整個包產到戶的情況獲得了第一手的材料，也得到了教育。

　　當時我剛剛大學畢業不久，1982年畢業，畢業后三年四年，這個書就覺得有很大的沖擊力。我交代什么道理，因為在讀這個書之前，我們已經對中國發生了變化有了一些經驗方面的感受，我自己是1968年從上海下鄉去東北，那時候是毛主席的號召，我當時也相信毛主席的號召，從小到大都在城市，好的地方生活，對我們中國廣大的農村知道的太少，很高興去。1986年到1978年恢復高考，才考到北京人民大學。

　　在農村待了10年，對農村生活都有一些直接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物質文明是非常貧瘠的，第二個感受是變化是非常緩慢的，很不容易發生了變化。所以當我1978年恢復高考回到北京，那時候78年回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剛剛開放，我們好不容易有了機會就很用功，用功也參加了很多的辯論，業余讀書小組。

　　當時有很多事件，包括中國最早介紹情況的一些報告，我印象很深，當時有一個關于日本的思考：有人從日本訪問回來，講日本的情況。因為我們那時封閉了好多年，并不知道周邊國家的情況，現在印象還蠻深的。當時說日本，不要說衣食住行了，工人農民的生活狀態，都是1978年的中國人難以想象的。比如說日本不生產自行車鎖的，因為自行車是不需要鎖的，沒有人會拿走。

　　在開放討論接觸各種各樣的信息當中，有一個信息就是大概77年安徽發生了比較秘密的包產到戶，這個地大鍋飯做不下去，農民就悄悄把土地分了。分了以后，有一個合約，就是交多少給國家，但是那個是不合法的，這是當年的實際情況。

　　一個親到安徽現場調查的人帶回了第一手報告結果，然后回去跟社科院人員進行了一次聚會。在聚會上就講這個情況，因為我們在農村待了10年，口號很多，過長江，提高產量啊，但是實際變化是非常慢的，幾乎是很難改變的。但是從肥西調查回來以后，包產到戶一年，甚至一季，就把餓肚子的問題解決了。過去農民自己種的田吃不飽，怎么種一季就發生了變化？他就有很強的感覺。然后又業余組織了一個到農村發展研究的小組，一邊讀書，一邊研究。當時得到杜潤生先生的支持，這也是機緣巧合，人生有很多的機會。

　　當時我們人大有一位老師也參加我們這些年輕同學的討論，他也很年輕，也參加同學討論，結果他的父親就是杜潤生的戰友，然后就把我們討論的問題告訴他了。

　　杜老師剛剛恢復工作，國家農委的副主任，他一輩子研究農村，重新工作以后，重新放到農村這個崗位上，他一聽年輕人在農村待過，現在上學，還關心農村問題，他就高興，就約了去談話。

　　我們當時下鄉在連隊，在大隊，到了北京上學就覺得很開心，然后就讀書啊，冒出來的想法，跟現在的年輕人想法一樣，有很多活躍的想法，當然也很幼稚，有這個機會見他就跟他講啊，農村怎么解決。杜老有一條我們印象非常深，就是你要真解決問題，就是下功夫去研究，去調查，你不能坐在北京大學的教室里頭解決天下的問題，不可能有這個本事。

　　所以他就出了調查的費用，我記得那時候是利用暑假，他提供條件，作為國家農委支持，開調查信的研究組，到安徽調查下去，包括訪問了很多第一次包產到戶的農戶、農民，以及干部，對整個包產到戶變化我們是獲得了第一手的材料，也得到了教育。

　　那時候沒有概念，覺得政府經濟學教科書，怎么討論這些問題，因為都是經典著作，都是馬克思寫的，列寧寫的，根據那個時代的資料寫的。沒有哪個經典作家生活到像我們這樣生產極度不發展的社會主義國家，更沒有看到中國的農民。我們關心的這個問題就是課堂上現有的書本里很少討論的，這樣就反而激發了興趣。到底怎么去看？一旦發生問題怎么解決，為什么同樣種地，同樣的自然條件，同樣的土地面積，同樣這些人，大家在一起就吃不飽，這個落實到個人，這個單產提高了，國家得到多了，農民得到也多了。

　　我們都在讀文科，讀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就要回到社會當中的問題，這個就是社會問題。別的東西沒有發生變化，就是組織生產發生的變化，怎么解決就完全不同？那時候我們很興奮，調查、討論、形成想法、形成判斷，更重要是這個東西到最后怎么樣，因為包產到戶生產規模就小了，就有很多矛盾，有的家庭多，有的家庭少，有的能干，有的不能干，包產到戶就是糧食生產，但是又帶來很多問題。

　　我后來回憶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到了新的世紀，你就埋頭去想想這個應該怎么解決問題，這個現實提的問題就很大的挑戰性。我覺得當時我們一邊調查，然后杜潤生還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機會，就是調查農村的情況。

　　杜潤生讓這些年輕人調查，調查回來匯報，參加這個文件的起早、討論，修訂。當年參加了中央文件的制定，其中有兩次還是擔任最后這個文件的校對。這個改革的歲月真是很有意思，我們從農戶一直到北京，一直到中南海怎么做這個決定，來來回回，我自己覺得真的學到了很多東西。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對它能發生變革，有很多認識。

　　其中最認可的認識，就是很多所謂重要的改革，它不是在北京城里高級領導人想出來的，它是來自于第一線。因為你后來去小崗，為什么好好的集體種地，你不滿意，要變成包產到戶呢？它為什么沒變化，因為集體種地，你好好種，不好好種，你多出工，少出工不清楚。原則上叫按勞分配，但是他出了多少你怎么知道啊，這個莊稼的生產過程和農民的勞動過程是一體的，很難甄別。

　　但你把責任分到戶你就跑不了了，這個地就是你家的，就這么簡單。過去教條就認為，社會主義要一定規模，把人組織得更多，越多越好，最早人民公社搞幾萬人的隊伍，脫離了這個生產的順序，也脫離了生產管理的基礎。可是很多失敗，敗到很慘他不回頭，因為僵化的教條覺得不能碰，碰了就走資本主義道路。

　　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糧食就是要作為命令計劃，一層層壓。農民吃不飽，那你說哪個國家農民吃不飽這個國家能富裕起來，做不到的，所以逼的不行了，就找辦法，找什么辦法？就是包產到戶，也不是什么經濟學家想的，沒有人知道這套東西。它就是逼來逼去，集體不能解決問題，我就把責任劃到人，你責任不到人，你怎么知道這個人是好好工作，還是不好好工作？

　　這個辦法是農民想的，我后來問你們什么時候想的這個辦法，60年代初就搞了，我們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脫離了現實，大集體，然后開始浮夸，亂報產量，我不知道在座的人知不知道這個歷史，說產幾萬斤糧食，都有人相信，很多地方就發生饑荒，發生非正常死亡。

　　所以當時逼的沒有辦法，搞包產到戶，搞了兩年稍微一好，又批判，到77年又不行了，又保下去了，我就知道農村的包產到戶，是早就農民發現可以提高產量，但是它始終得不到我們官方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