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的困難在哪里？我要強調的是，要實現轉型，關鍵因素是要有個好體制。好體制靠什么？要靠改革。不單要靠經濟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

　　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解放思想，怎么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第二個問題是，廣東的經濟轉型怎么轉？第三個問題是，轉型已經提了很多年，為什么轉不過來？

　　破除思想禁錮，超越“東亞模式”

　　我們過去認為日本、韓國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起了好作用，其實不然，在一段時間它有好作用，但是到后來必須要市場化。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破除一個思想上的禁錮，總認為東亞模式容易跟社會主義接軌；不破除這個禁錮，實際政策更加調整不了。

　　先談第一個問題。就像很多報刊說的，解放思想不可能一勞永逸，它是一個與時俱進、永無休止的過程，這是就一般來說。特殊地說，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確立的改革目標比較模糊。改革最初幾年，摸著石頭過河，實際沒有一個很明確的體制目標。當時上上下下，都認為原來的情況不能繼續下去，就用白貓黑貓的邏輯，不管什么辦法，只要有利于恢復經濟、發展經濟都可以試試。但人們很快意識到，這樣零敲碎打還是不行，還是要建立起一個能夠有效運轉的社會體制。于是開始討論改革的目標模式。

　　我們學習的目標模式大體有四個，最先是學蘇聯。斯大林去世三年后，即1956年，赫魯曉夫啟動了經濟改革，但這個改革不太成功。稍有成效的是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實際是改良的計劃經濟。我們有些同志就認為，可以采用蘇聯這套辦法。主要的試驗是1970年代末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從四川開始，很快推廣全國，主要的國有企業都進行了這方面的改革，但結果仍不理想，1980年代就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問題。所以從1981年起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其實就是這個改革失敗了。雖然一直到1992年的國有企業轉制條例，都強調擴大企業自主權，但沒有人再把它看成一個改革目標，它的影響大大削弱了。

　　第二種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實際1970年代末就開始為一批經濟學家比如于光遠、劉國光、董輔礽等所提倡的東歐模式。所謂東歐模式在經濟學理論上講，就是以蘭格為首倡者的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兩碼事，它是在保持國有制統治地位和保持計劃經濟條件下引入某些市場機制，用蘭格的弟子布魯斯的說法，就叫做“內含有市場經濟的計劃經濟模式”。這個東西一時很熱，但很快，人們對它的希望就幻滅了。原因兩個，一個是主持東歐改革的經濟學家在中國講學時，自己都承認這套不成功；另一個是實際情況不理想，捷克因為被蘇聯占領，沒法改革；波蘭因為團結工會跟政府的沖突，改革也進行不下去。匈牙利走走停停，到1980年代初干脆陷入困境。這種模式的影響也就逐漸削弱了。

　　1980年代中期左右，占主導地位的是另外兩個模式，一個是東亞模式，就是以日本為首的所謂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再一種是歐美模式，我們把它叫作自由市場經濟。大體上說，領導干部偏愛東亞模式，比如小平同志最推崇新加坡，國家經委偏愛日本通產省，國家計委偏愛韓國企劃院。而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都偏愛歐美模式。但他們對大的方向沒有分歧，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共同面對計劃經濟，他們都反對這個東西；另一方面是因為，即使主張歐美模式的經濟學家，也承認在市場沒有發育起來之前，政府要承擔一些調節作用，這樣就結成了一個聯盟，大家都贊成要搞市場經濟，至于政府作用的大小問題，可以存而不論。但這一點就變成了我們目標模式上的一個模糊之處。從理論的完整性來說往往表現為第四種模式即自由市場經濟，但具體到政策上，往往表現為第三種模式即政府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