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改：30年輪回

　　文/本報記者 陳莉莉

　　1978年以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經驗曾受到一些國家的推崇，泰國、墨西哥、印度等都曾經學習能為全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中國模式”，并在此基礎上探索適合他們本國國情的衛生發展道路。

　　但到了2001年，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所列的191個成員國名單中，在衛生費用負擔公平性方面中國排在倒數第4位；在全球衛生系統的總體績效評估上中國排在在第144位，被列為全球衛生系統“財務負擔”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

　　2002年，13億人口只有不到8000萬人才有相應程度的報銷。這被認為是看病貴的主要源頭。

　　“而看病難主要體現在病人找專家難，資源持續向大城市集中，基層醫療資源缺，這一點需要政府干涉。”一位衛生部高級官員說。

　　當然，這不是醫改回歸政府主導的最重要原因。

　　衛生部部長陳竺曾經公開表示過，市場規律是經濟建設領域里的，搞經濟領域的工作必須要按照市場規律來辦事，但是如果不恰當地把經濟領域的規律放到了其他領域，比如把市場規律放到了社會建設領域，變成了市場社會，那就會出問題了。

　　衛生部監察司的一位負責人則向《環球財經》記者表示：“衛生的定位和屬性一直沒搞清楚，是這么多年來醫改方案不能最后確定，究竟是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的核心原因。”

　　他指出，衛生工作按照經濟理論來講，屬于社會二次分配。“既然是屬于二次分配，那就是政府管的事。用納稅人的錢為大家創造一個有益于健康的和諧環境。而這正是‘醫改由政府主導’的理論基礎。”

　　據悉，溫家寶即將在十一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一個觀點：公立醫院核心是公益性質。

　　事實上，即便是從經濟建設角度上看，推行全民醫保也已經有了其必要性。

　　世界銀行《2007年世界發展報告》表明，中國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達到了頂峰。研究顯示，這種贍養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約40年，即中國即將于2010年結束“人口紅利期”，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必然隨之迅速上升。

　　在沒有醫保的情況下，必然會有很多人小病不治，積累成大病，國家會因此導致大批的勞動力喪失，從而 加劇“人口負債”。

　　相對于人口紅利的結束，內需不旺是中國經濟更加現實的憂慮。醫療、教育、住房的負擔，已經成為影響中國人消費信心的主要因素。由于住房和教育基本屬于確定性消費，而醫療支出卻是各種消費中最不具確定性的一種，例如，10個家庭也許只有一個家庭會在未來遭遇花費10萬元的大病，但這10個家庭卻都需要存10萬元錢以防不測。因此，如果實現全民醫保，國家可能最多只為這10個家庭多負擔10萬元醫療支出，卻能釋放100萬的消費潛力。從這個意義上還說明，提高醫保水平，或許是撬動內需的最有效杠桿。

　　當然，這個杠桿的施力也需要有度。政府百分百的投入不現實，但是投入多少，仍要根據具體國情而定。美國財政的40%用于醫療衛生，仍然難以實現全民醫保，但很多貧窮得多的國家，如印度、不丹和孟加拉國等，卻都已實現了這個目標。中國醫改定調政府主導，也只能是說由政府來把控整體的操縱盤子，并不是所有的錢都由財政負責。從我國現狀出發，公平主要體現在人人享有基本醫療服務，首先應該關心貧困地區、貧窮群體，兼顧社會公平性。

　　吳儀曾經說過，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是世界性難題，不可能一蹴而就，這個難題目前世界上哪個國家都沒有妥善解決，于中國而言，也是在邊走邊摸索，邊摸索邊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