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約記者 鐘周

    原標題：民生背后

　　軍事斗爭，階級斗爭，經濟建設，分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后和改革開放后各領風騷30年后，民生問題已經逐漸成為了中國新的最大的政治

　　在經歷了近十年年均兩位數的增長之后，中國正在掉轉“發展是硬道理”的馬頭，在剛剛過去不久的中共十七大上，“科學發展觀”被寫入黨章。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2007年在中央黨校的“6·25”講話中說：“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公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剛對《環球財經》記者說：一個民生政治時代正在到來。

　　最大的政治

　　到來的跡象表現于多年來政府的一系列“善舉”：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取消實行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此舉使得9億農民每年減輕負擔約1250億元；

　　從2006年春季開學，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率先從我國西部地區實行。2007年春季開學時，這項改革在全國推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全部免除，惠及40多萬所農村中小學校、近1.5億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生；

　　從2007年開始，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

　　2007年9月5日，衛生部部長陳竺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從當年開始，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由試點階段轉入全面推進階段，截至2007年6月30日，全國開展新農合的縣(市、區)達到2429個，占全國的84.87%，參加合作醫療的人口達7.2億，占全國農業人口的82.83%。2008年基本覆蓋全國所有縣(市、區)；2006年，全國有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調整了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頒布實施了小時工資最低標準；

　　2007年8月1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介紹了即將在全國實施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這一制度將覆蓋2億非從業城鎮居民。

　　2007年，隨著《國務院關于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和《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的頒布，醫療、住房、低保三大民生舉措密集推出；

　　備受爭議的《物權法》幾經波折最終出臺在其《關注民生》一書中，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鄭功成教授說，“教育是民生之基、就業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會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網。”

　　十七大報告則如此闡述中共執政目標：“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種種跡象均顯示，中國政府的著力點正在發生變化，“從拼經濟到重民生”，在2006年兩會溫家寶總理宣布向社會送出一個個“民生大禮包”之后，香港《大公報》如此評說。

　　更有草根人士進行了更為縱深的歷史歸納：“軍事斗爭，階級斗爭，經濟建設，分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之后和改革開放后各領風騷30年，民生問題已經逐漸成為了中國新的最大的政治”。

　　民生短板

　　從拼經濟到重民生，民生政治時代的到來，是中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訴求。

　　國家發改委說，2003年至2006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10.4%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同期世界年均4.8%的水平，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1.0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是2002年的近1.5倍。

　　在1997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只有8000多億，而2006年則達到3.9萬多億，2007年，首次突破5萬億。

　　2007年10月1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從十六大到十七大經濟社會發展回顧系列報告之十五：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報告稱：中國經濟總量世界排名由第六位晉升到第四位。

　　但是，在國內外都在討論中國“大國崛起”的時候，另外一些數據卻顯示：

　　十六大以來，盡管繼2002年突破1000美元后，2006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突破2000美元，達2010美元，比2002年翻一番，但居世界的位次只由132位上升到129位。

　　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在2006年所做的一項的研究表明，“近年來，我國每年在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逼近世界倒數第一。”

　　而且貧富差距在進一步拉大。

　　財政部統計顯示，雖然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已連續3年超過6%，是1985年以來的首次，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差距仍在擴大，城鄉收入比已由2004年的3.21:1擴大到2006年的3.28: 1。

　　根據胡潤百富榜的排行榜，2007年上榜800位富豪的總財富達到了34452億元，相當于2006年全國GDP的16%。2006年胡潤百富榜上榜的500位企業家總財富達到11000億元，相當于2005年GDP的6%。

　　2007年8月8日，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亞洲的分配不均》研究報告顯示，在22個亞行研究的國家中，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成為亞洲之冠。

　　“斷裂”成為中國社會最為形象的表述：一方面經濟在高速增長，甚至是超高速增長；另一方面，普通民眾卻抱怨生活艱難：有病看不起，貧困者“小病拖，大病捱，到死還不能往醫院抬”，上學貴、房子價格也快速上漲。深圳的血汗工廠、山西等地的“黑磚窯”，更是以極端的形態反映了部分民眾的困苦。

　　在“高增長、低通脹”的光環之外，相當多的普通百姓卻感受到了低就業、低收益、低福利的陰影。

　　2006年，一個奮斗多年仍一無所得的進城農村青年如此對記者發問：我們老是聽到中國在怎樣的飛速發展，這種發展和我們有什么關系嗎？

　　內需瓶頸

　　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新三座大山”來形容壓在他們頭上的教育、衛生和醫療負擔。感受重壓之痛的，不僅包括大多數農民工、普通工薪階層乃至都市白領群體，也囊括了他們背后的無數個家庭。

　　2005年，中國體改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楊鵬刊發于《中國青年報》的一篇文章受到廣泛關注，《南方周末》評之為“致敬之年度時評”，在那篇文章里，作者提出：中國社會當前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我認為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

　　公共品供給的短缺，表現的正是民生的窘迫。

　　2006年9月，溫家寶總理訪問歐洲前接受媒體記者采訪時，引屈原《離騷》中有關民生的經典詩句以言志：“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中央黨校教授青連斌曾對《環球財經》記者說，“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是來自社會層面上的問題，是來自基層民生方面的問題。”他分析認為，目前中國的社會不公問題很多，但突出集中在許多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底線和基礎性的基本權利方面，改善民生才能確保社會公正的底線。

　　民生短板所造成的，不只是種種越演越烈的社會矛盾。它對中國經濟的下一步發展也構成了相當的威脅。內需不足是多年來讓中國政府頭疼不已的話題。

　　按照國際經驗，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消費結構就會向發展型、享受型升級，過去的奢侈品將轉化為居民的必需品。但是，盡管在2006年中國的人均GDP都已經超過2000美元，但是，相應的消費結構卻仍然沒有到來，許多奢侈品仍然是極少數富人的專利。

　　不可忽視的外部背景

　　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打通內需瓶頸的工作愈發迫切起來。

　　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對《環球財經》解釋說，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在幾十年里保持高速增長，一個國際背景是，世界經濟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進行產業升級，進入新一輪的增長周期，傳統產業資本在尋找落腳洼地時，碰巧中國打開國門。在陳志武看來，中國的發展步伐不過是世界經濟增長周期中的一環。

　　但是，經濟的發展總有其周期性，世界經濟增長的步伐也正在趨于緩慢。而對于外貿依存度高達70%的中國經濟來說，其間的風險不言而喻。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正是前車之鑒。

　　而最近，作為世界經濟風向標的美國所遭遇的次貸危機，對于趨緩的世界經濟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07年第四季度美國經濟增長僅為百分之零點六，遠低于經濟學家預期的百分之一點二，更比不上第三季度的百分之四點九。

　　而次貸危機，則使得諸多對美國經濟增長的預測一降再降。1月2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了最新經濟增長預測報告，將2008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再次下調至4.1%，為2003年以來最低水平。IMF稱，此次下調經濟增長預期主要是基于全球金融動蕩日益惡化及美國經濟增速放緩。

　　而一旦占世界經濟總量百分之三十的美國經濟跌入“泡沫破裂后的痛苦衰退期”，全球經濟增長也將面臨嚴峻的挑戰。IMF首席經濟學家喬森·約翰遜表示，多數國家的經濟都會遭遇一定程度的減速。

　　陳志武說，盡管中國并未面臨美國式的經濟危機，卻也不能對外部影響“免疫”。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出口拉動。中國進出口總額由2002年的6207億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6億美元，年均增長29.8%，在世界的排名也由第5位升至第3位。同期，利用外資累計達到2575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4年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在世界經濟趨緩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下一步增長，更可能有所指望的，是內需拉動。更何況，隨著中國三十年的發展，土地、人力成本已經大幅度的攀升，環境壓力也空前顯現，相較于印度、越南等國，中國的成本比較優勢正在日益喪失。這也正是中國政府高層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但最近中國從股市到樓市的劇烈震蕩與下滑，似乎意味著，通過虛擬經濟膨脹以刺激廣大普通民眾的消費信息，不僅難以長遠，甚至在短期內也有可能適得其反。而且，由于中國缺乏信貸消費的社會習慣與金融體系有效支持，金融資產的升值對實體經濟的刺激作用，在理論上也難以取得發達國家那樣的杠桿效應。

　　最有效的內需杠桿，無疑推動了民生問題的改善。

　　有形之手 背后主推

　　在背后推動民生事業的主要力量，只能是政府的“有形之手”。

　　之前，市場一直在滿足民生上扮演重要角色。

　　“一個好的社會就是不存在需要政府解決的民生問題的社會。”人們不太能指望政府來解決每個人的吃飯、住房、看病問題。但在“教育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成為眾矢之的后，政府的責任被提到了空前的位置。

　　楊鵬對記者指出，在公共品的供給上，政府責無旁貸。

　　這意味著，一方面政府要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建立市場運轉的制度框架，如大幅度開放市場準入，讓民眾可以自由進入現在的壟斷領域；切實保障私人財產權，方便民眾進行創業；讓要素更為自由流動，土地、人員、資本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改變親商的傾向，使黨政部門、司法機構公平地對待投資者與工人、本地人與外地人、外國人與本國人，使普通民眾可以更好地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些措施，能夠促進市場自由交易，提高整個社會效率。

　　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改變原有的支出結構，增加民生領域的財政投入。對那些偏低的領域進行補償校正。

　　原因不僅僅在于，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輕民生。如2007年2月的春節團拜會上溫家寶總理所言，“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要求”。民生是中國的執政黨、是中國政府的職責所在。

　　而且，中國政府也已經擁有了相當的財力。2007年，中國的財政收入首次突破5萬億。

　　更何況，中國民生狀況與經濟增長的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府相關。2006年1月至11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30.7%；財政收入增長25%，但城鎮勞動者平均報酬增長14%左右，農村居民純收入平均增長估計超不過6%。中國當前的增長模式導致資本和國家的分配率高，勞動者的分配率低，這也正是民生困境的原因之一。

　　這種扭曲的收入分配機制，注定只有由政府來擔當相應的調整責任。

　　這種調整，注定是一個系統的工程。朱健剛曾撰文評論兩會上的民生話題說，“在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旗幟下，兩會所展現的不僅僅是民生話題本身，而且還展現著在有關民生問題的決策過程中新的特征，誰有權知道民生議題，誰有權參與，誰有權決策，決策如何受到監督和評議。”

　　民生并不只是吃飽穿暖，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副主任謝志強教授說：注重民生不是搞“福利至上”。

　　中共中央黨校的政治學博士鄧敬雷說，“民生只是衡量社會發展的一個指標。”“是結果、表象。”

　　制度建設 背后保障

　　民生，涉及政府行政、國家治理方式等諸多方面。

　　在2007年兩會上，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即撰文呼吁：能否向公眾公開政府預算？

　　對公共財政的預期，涉及政府的公共性問題。如何克服條塊分割，解決部門利益，是老生常談的話題。全國政協委員張濤在2007年兩會期間說，“如果國家不從全局的高度給予注意和大力協調，任何一個部門或者系統的改革，都不可能完全解決民生問題，還將會影響民生問題的解決進程。”“而目前大家所關注和討論的改革大多局限在某一個部門或系統之內”。直接結果便是中央的種種政策文件大打折扣。比如把新農村建設搞成新村莊建設、為完成合作醫療覆蓋的任務出錢包農民該出的那份。

　　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近日聯合公布的全球納稅成本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以每年872小時的納稅時間、47項需繳納的稅種、繁瑣的稅務條目和落后的納稅手段，在175個受調查的國家(地區)中納稅成本高居第8位。政府的行政與政策制定本身也受到拷問。

　　《中國青年報》2006年發表張貴峰《權力品質可信賴 民生福祉方可期》的文章說：“時下許多民生問題之所以相當突出、長期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導致公眾的普遍不滿，一個最根本的缺陷就在于，權力‘為民所用’的品質、效能，沒有得到真正充分的發揮——不僅沒有發揮，甚至在某些時候蛻變、異化成一種與民爭利的工具。”

　　專家普遍認為，增加財政對改善民生的投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推進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設。目前民生問題凸顯與制度短缺直接相關。比如，我們還沒有建立起比較健全、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已有的制度覆蓋范圍很小，主要在城市。隨著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他們要面對城市的物價、醫療、教育等方面的高收費，這就使之在客觀上對國家的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制度有了很高的依賴。

　　鄧敬雷說，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民主。“少談一點民主，多解決一點民生”不過是南轅北轍。

　　他說，民主和民生一樣迫切，沒有民主的民生只是空中樓閣。“事實上，當前的民生問題無一不是由民權沒有得到伸張所引起，而民主制度就是民權的保護神，只有民主才能保障民生。”

　　2007年3月16日，溫家寶總理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大廳會見中外記者并回答記者提問時，當有記者問到有關民生許多政策與投入如何保證落實時，回答說：“解決民生問題，第一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的話，就不會輕易改變，它不會因為政府的更替和領導人的變化而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