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寶昌：現實維權環境仍需凈化

　　趙玲，一位正值花季的美麗少女，在青春浪漫的年代里卻遭遇到了誰也意想不到的厄運。那是2000年5月，她剛剛參加完高考，一心想報考警校，但眼睛有些近視的她很擔心不符合錄取條件。恰巧牡丹江機車廠醫院在她學校門口散發“OK鏡近視療法”廣告，聲稱“成功率95%以上”。趙玲動心了，家里為她花2800元錢到該醫院配了一副OK鏡。她按醫院操作說明配戴過幾次后，視力不僅沒有恢復，反而感到眼睛疼。配戴幾個月后，趙玲右眼感染了綠膿桿菌。在醫生的全力救治下，趙玲的右眼保住了，卻落下了虹膜囊腫、眼角膜白斑等后遺癥，右眼失去了視力。為了給女兒討個說法，趙玲的母親鄭麗華將牡丹江機車廠醫院告上法庭。但醫院說，此案是醫療糾紛，應通過醫療事故鑒定確定責任。

　　一個偶然的機會，鄭麗華通過中消協認識了邱寶昌律師。邱寶昌仔細分析后認為，這個醫療訴訟的難度很大，做鑒定確定醫院責任有很大風險，但在當時醫療糾紛不做鑒定就可能承擔敗訴的后果。他斷定：“此案是醫療器械不合格造成的，應該屬于產品質量糾紛。”醫療糾紛中涉及產品質量問題？這是當時很少有人想過的。一審的結果應驗了邱寶昌的判斷，由于不同意做醫療事故鑒定，法院判趙玲敗訴。出于信任，趙玲和母親請邱寶昌做代理人提起上訴。

　　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邱寶昌律師找到了問題的根源：OK鏡屬于植入器械，直接與角膜接觸，因此對每個病人都要用很多儀器精密測算，量體裁衣一樣配制適合于個體的OK鏡。但趙玲右眼配戴的OK鏡表面突出，其突出部分與趙玲的右眼損傷部位正好吻合，趙玲的右眼角膜是被OK鏡片磨破后，讓病菌趁虛而入引發眼球潰爛感染的。而且，他在調查中還發現，醫院在產品產地以及廣告方面也存在著多個違法之處。

　　最終牡丹江市中院撤銷一審判決，改判醫院賠償趙玲醫療費、殘疾賠償金等共計近10萬元。

　　當許多家庭對為固定電話支付月租費習以為常時，邱寶昌明確指出電話月租費和初裝費一樣，都是一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實際上是消費者為本應由電信行業承擔的經營成本埋了單，它的存在損害了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

　　當聽說有人提出北京取消公交月票的建議時，他明確表示反對，認為只可以改變月票的形式，因為月票對低收入人群和特殊人群是很重要的，而公共政策的出臺要多考慮低收入者的利益。

　　在銀行卡收費制度出臺后，某銀行發出對老卡用戶收費的告示，他依據《合同法》和《消法》仗義執言：“對老卡用戶收取年費的行為是不合法的。”

　　對廣大商家打出的“謝絕自帶酒水”的禁令，他更多強調消費者的選擇權。

　　邱寶昌始終認為，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十余年來，全國各地向他求助的消費者不計其數，他也一直堅持義務為消費者提供幫助，代理消費維權案件數百起，義務為消費者提供咨詢數千次。從食品安全、手機漫游、謝絕消費者自帶酒水、賓館過12點鐘收費，到小靈通轉市、電腦黑屏、火車票價、明星代言等等社會熱點問題，他總是試著對各種社會現象加以法律視角的解讀，為著消費者的權利而奔走呼號，為了社會法律和制度的進步堅持不懈。

　　在維權過程中，邱寶昌遭遇過不解、非議、誹謗，甚至恐嚇。政府嫌他麻煩，商家怪他多事，消費者也常常對他有誤會和曲解。前些年，在一個案件中，患者因為醫生在醫治過程中的疏忽而不幸身亡，邱寶昌為其家屬提供了免費的法律服務，最終使醫生的責任得到了確認并使其受到了刑事處罰。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審理結束后，邱律師在法庭外遭到了支持醫生和對他不理解的一百多人的圍攻和謾罵，而當時患者家屬和警員等人走得快，只有他獨自面對圍攻的人群。雖然最后他通過合情入理的解說使事情順利得到了解決，但這件事如今想來仍令他心有余悸。

　　不止這些，更令他憂心的還是中國的維權環境。雖然隨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臺，消費者維權有了更好的法律依據，但若要真正將法條上那些冷冰冰的文字化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利器，還需要一大批像他那樣的法律工作者，以及社會各界付出更多艱辛的努力。(實習記者 正方)

　　孫安民：消費者聯合起來才能化弱為強

　　孫安民是一名國企退休職工，但在消費者眼里，他是最具影響力的房產維權斗士。

　　老孫走上公益維權的道路完全是出于他的熱心，而最初，老孫卻是一個被房地產開發商欺詐后去討公道的維權者，他走過了一條艱辛的路。

　　事情從老孫想買房說起。2000年的時候，老孫的兩個孩子長大成人，老孫在前幾年病退后租了幾間門面房做生意也有了一些積蓄，所以便動起了購置新房的念頭。他看中西安東方大市場內某花園小區。經過討價還價，以20.5萬元買下了3套房子。老孫說，由于當時輕信開發商，也沒有查查他們的證件就付了定金。可是，幾個月后，當老孫準備將剩余房款付給開發商時，對方卻告訴他兩套房子被別人買走了，因為別人出的價更高，并勸說孫安民另選兩套房子。老孫沒說什么，自認倒霉。

　　后來，老孫又另外選定兩套房子，這次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訓，交完款后還在收款單上填寫了房號，又要求開發商開了一份標明房號的“房屋已交清房款，交房時不需要再交房款”的證明，并親自在外面的房號買賣顯示牌上貼了賣出的標志，還特意對工作人員叮囑說：“這3套房可是我的了，千萬別再給我賣掉。”誰知這句玩笑話卻一語成讖，老孫走上漫長的維權路。

　　2000年6月28日，老孫交清房款后與對方簽訂了合同，但是對方卻稱單位公章沒在，讓孫安民過兩天再取。一直等到2000年10月，老孫前去取合同時，卻被開發商告知那兩套房又被賣掉了。老孫打開合同后，發現有房號的一頁被撕掉了，重新貼了一張，并且房號也變了。

　　老孫為一次次被開發商耍弄而不平，他決心為自己討回一個公道。他向區、市和省工商局及消費者協會投訴，但是卻始終得不到回音。一直到2002年底，三套房子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老孫放下自己商店的經營，走上了房產維權的道路。

　　房產欺詐事件被披露后，由于媒體的介入，西安市相關政府部門先后對這家房地產公司下發了十多次停工、停建、停售通知書。但除了那個公司的老板不斷恐嚇老孫，還派人當眾毆打他、砸他商店、燒他老房子之外，老孫的房錢還是沒退。

　　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孫安民決定自學法律知識，要弄明白開發商騙人的伎倆。他把國家有關房地產的法律法規、政府主管部門的職能和電話、媒體的報道、經典案例等，寫成宣傳材料，印了六萬多份，放在身邊布包里，走哪兒發哪兒。老孫說，“像我這樣被違法開發商欺騙了的消費者，在西安成千上萬，在全國更是不計其數。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勇氣站出來維權，我散發材料，是想促使他們覺醒。”

　　由于老孫的門店沒人照應，到2004年全部關門，為了能繼續走下去，老孫變賣了自己的小汽車，一度連基本生活都無法維持。那時，在老孫影響下，西安上百人聯合起來，聲討無良開發商。有一天晚上，開發商派人把老孫買房子的錢送回來了，老孫的維權路看似有了結果。

　　老孫在多年的維權過程中懂得：打假維權，在打擊假冒偽劣不誠信的同時，還要打擊瀆職和行政亂作為。巧妙地利用申訴舉報加控告、信訪條例、信息公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民事訴訟等等，這些是打假維權的最好手段。證據是鏨子，法律是鐵錘，技巧是火候，勇氣是動力，目標是方向，組合在一起，維權就成功。

　　他花八千塊錢辦起了一個叫“老孫打假”的網站。老孫說，那段維權過程中，不少維權者征詢他的意見，光郵寄費和通訊費就花了好幾千塊錢，別人告訴他不如辦個網站更快捷，還省錢。

　　老孫說，“老孫打假”網站，從沒放過一個廣告。“普法、維權、誠信、解難”是老孫給自己網站寫的口號。“我的打假和別人打假的性質不一樣，我完全是公益性的。有人曾告訴我要贊助我1000元錢，被我謝絕了；有人得到了雙倍賠償，想給我一點辛苦錢，也被我拒絕了；也有企業要贊助的，也有熱心人打電話要求幫我打字、整材料、跑腿的，都被我謝絕了。我說，這是一個長期行為，我沒有能力給人家發工錢，而且這事有風險，我不能讓別人分擔。而最重要的是，我怕收了人家的好處，沒有膽量為消費者說話了。”

　　老孫就這么地道。多年來，在他的幫助下，數百名被違法開發商欺騙多則上千萬元、少則幾千元的消費者維護了自身的利益。但老孫工作的地方卻還是臥室墻角處不到1平方米的角落，所有的工作設備只不過是一臺舊式電腦和朋友送的打印機。(實習記者 陳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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