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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擔保公司的臨終遺言：民企最怕信貸政策過山車

　　客戶中有十幾人死亡、 30多人跑路

　　王培霖

　　“我這算是從天堂到地獄了吧？”南京鑫信擔保集團(下稱“鑫信擔�！�)董事長付樹兵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起自己的經歷，圓臉上依然有習慣性的笑容，但一個接一個的電話，卻不斷透露出他的煎熬和焦灼。

　　鑫信擔保是南京最大的民營擔保公司，幾年前高峰時期年對外擔保總額近40億。如今，隨著“4萬億政策”的退潮和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其數百家客戶紛紛陷入困境，有多家企業破產倒閉或者老板跑路。

　　三年來，付樹兵的客戶中有十幾人死亡、30多人跑路。鑫信擔保不斷替客戶還貸，在付出近4億元現金后，如今也被拖入了資金枯竭的困境，接近200人的企業只剩下7名員工。

　　付樹兵告訴本報記者，鑫信擔保一倒，可能會有600家企業受連累。

　　一年多代償近4億元

　　按照幾年前的設想，鑫信擔保如今應該在自己的總部大廈辦公。這棟大樓設計為18層，位于南京高端寫字樓密集的河西板塊。高峰時期，鑫信擔保為600多家企業作擔保，年對外擔保總額近40億。

　　南京市擔保行業協會的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3月末，該市融資性擔保機構91家，其中南京富登投資信用擔保公司注冊資本金最大(17.8億元、外資)，鑫信擔保和中融信佳融資擔保公司注冊資本金位列其后(皆為3億元)。

　　如今，這一切光榮與夢想，已經雨打風吹去。當年準備建樓的地塊，已經賣掉，連付樹兵的奔馳車也已經賣掉。

　　在這背后，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擔保行業的“過山車式”的震蕩。

　　2011年下半年開始，“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退潮，隨著貨幣政策收縮和宏觀經濟下行，大量的中小企業壞賬爆發。擔保公司是介于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防波堤，企業一倒下，壓力便沖向防波堤。各地老板跑路、擔保公司陷入困境的事件開始頻頻發生。

　　2012年2月，受京廣兩地相繼爆發的中擔、華鼎、創富三家擔保公司違規事件影響，絕大多數民營擔保機構的業務被商業銀行“一刀切”，進而導致全行業業務量急劇萎縮。

　　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數據顯示，在北京、廣東、浙江等擔保機構較多的地區，新增融資擔保額首現負增長。代償方面，截至2012年末，全國擔保代償余額250億元，代償率為1.3%。而2011年全國擔保機構代償率平均為0.42%，2010年僅為0.16%。

　　這一波巨浪沖擊，鑫信擔保也不能幸免。付樹兵告訴本報記者，自2011年8月~2012年年底，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鑫信擔保已經為客戶代償近4億元。

　　付樹兵說，2012年春節以來的日子，是他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時光，幾乎隔三差五就接到所擔保的中小型企業負責人跑路失蹤的消息。他沒有一天能睡個安穩覺。

　　足生堂老板跳海自殺被救起、飾家裝飾老板割腕自殺被救活、紅木家具廠資金鏈斷裂、力王起重機廠老板意外死亡……三年來，付樹兵的客戶中有十幾人死亡、30多人跑路，陷入困境而強撐著的則以百計。

　　“只要對方電話一關機，十有八九要壞事�！彼�說，“我這算是從天堂到地獄吧？但我還得活下去啊！我父母我妹妹的房子財產也都抵押進去了。但是心態要放平淡，以前輝煌，現在無非是到平地上了。要沒這個心態，我可能死得比他們(客戶)都早�！�

　　銀行的角色

　　付樹兵總結說，他的客戶倒下的原因，除個別是因為企業老板吃喝嫖賭導致企業“非正常死亡”外，原因一是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導致的企業倒閉或被關閉；二是“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退潮，導致不少擴張中企業的資金鏈斷裂；三是企業互聯互保，壞的連累了好的；四是司法系統運行效率低下，導致企業之間的債務清算極為緩慢，拖垮了不少企業。

　　2013年底，《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來到南京溧水博瑞特工藝品公司。五層樓的廠房嶄新明亮，但卻已經空空蕩蕩。該公司原來有近200名職工，年銷售額在5000萬元左右，2012年時還在盈利，但最終被一口氣憋住，資金鏈斷裂倒地。

　　該公司負責人吳某原是當地的成功人士，多年來專注搞實業，也沒什么不良嗜好。但企業所受的打擊，幾乎將他的精神摧毀。“我都打聽了哪兒能賣腎。”他一邊說著，落下淚來。臨近中午，他捏著口袋里僅有的幾百元錢，邀請記者吃午飯，記者不忍而婉謝。

　　吳總告訴本報記者，2009年，“4萬億”計劃出臺后，多家銀行找上門來。有銀行當時發放貸款1600萬。2011年夏天，這筆款項被收回，不再續貸。

　　而此時，吳總正在著手建設新的工廠大樓，同時投資了一個農業項目，數千萬元的資金沉淀其中。在其他銀行采取類似做法后，吳某頓感資金吃緊，只好左右騰挪。

　　吳某告訴本報記者，當時一家大型國有銀行的負責人說，只要先把款還上，之后馬上可以續貸。但他好不容易湊齊了錢還上之后，銀行卻食言了，說必須重新找一家國有擔保公司擔保方可續貸。貸款由此斷掉。

　　被銀行抽貸的企業比比皆是。南京江寧區一家礦業企業負責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忍不住怒斥：“銀行錢多了就來動員企業貸款，錢少了就收回，根本不管企業死活。銀行是完成任務了，卻把企業搞死了！勸你上到三樓，它卻把梯子抽掉了�！�

　　企業難做，越來越多的客戶倒下，擔保公司也遭池魚之殃。

　　南京市金融辦此前的一份文件分析稱，與銀行比，擔保機構處于絕對弱勢。在擔保風險的分擔上，銀行往往只要求權利而不愿意承擔義務，即要求擔保機構承擔100%的風險；在保證方式的選擇上，銀行往往是堅持有利于己的連帶責任保證方式，這樣就使擔保的風險完全集中到擔保機構，實際上變相加大了金融風險，同時減弱了擔保機構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能力。

　　但在壞賬壓頂的生死關頭，擔保公司也會“絕地反擊”：2013年年底，鑫信擔保起草了一封舉報信，直指曾經的合作銀行存在違法行為，卻將風險轉嫁給自己。

　　該舉報信列舉了5起案例，其中1起涉及南京洲洋建設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高躍案。舉報信稱，2011年1月王高躍已經涉入刑事案件，而銀行在2011年4月仍對其放款500萬，且“此客戶是銀行高層推薦并要求擔保公司擔保的”。此后，鑫信擔保于2012年代償該款項。

　　在付樹兵看來，銀行最大的問題在于一旦發現風險苗頭，第一反應就是抽回貸款，把企業抽死也在所不惜，根本不考慮這個企業是否可能有救，是否只要通過努力就能渡過難關，或者實現重組。

　　百余案件積壓法院

　　處置資產，往往會面臨著巨大的折價。付樹兵告訴本報記者，在南京高淳，有一處規模比較大的酒店抵債給他，當時價值超過1000萬。現在為了獲得周轉資金，他只能忍痛逾400萬賣掉。

　　資產折價，原本是市場經濟中的正常情況，此時此地則體現為流動性折價。付樹兵雖然有些痛惜，但并不苦惱。真正使他陷入巨大苦悶的，是百余件案子積壓在法院，資金流動不起來。

　　企業倒閉之后，一般是擔保公司先向銀行代償企業貸款，然后擔保公司通過法院進一步向企業或企業主追償。2011~2012年年間，鑫信擔保已經有超過100件案子在法院立案。但案件審理進程非常緩慢，形成了巨量資金的沉淀。目前通過法院強制執行回來的只有200多萬元；雙方自行調解，又去法院辦理交接手續的有500萬~600萬元。這跟近4億的墊付資金形成了巨大反差。

　　“總的來看法律成本太高，達到標的額的15%~20%�，F在進程緩慢，有的還沒有審理，有的審理了也得不到執行。”付樹兵說。

　　如南京華立發出租汽車有限公司案，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12月18日終審判決，但時至今日，華立發借款本金及違約金共1000多萬仍未獲執行。

　　“鑫信擔保的自身運營包括風控本來沒太大問題，但是司法進程太緩慢把我拖死了。我已經代償了4個億，目前沉淀在法院那么多，哪怕一半能追回來也有2個億，我的公司還能運轉。但現在呢？鑫信一倒，600家企業受連累。如果按照平均3家聯保來計算，將會波及1800家企業。這背后是多少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