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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約水電的是能源結構 不是環境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26日 10:01  三聯生活周刊

  制約水電的是能源結構,不是環境

  ——原三峽工程總指揮陸佑楣談水電開發和流域保護

  “生態環境”既是不合理的能源結構和電價形成機制的受害者,某種意義上,又成為后二者的替罪羊。它直接導致了人們對于水電開發的誤解重重,一方面迫在眉睫的西南水電開發屢屢受阻,一方面是依舊緊張的能源結構下隨時可能再度而來的“電荒”。

  本刊記者就金沙江中游水電項目“魯地拉”和“龍開口”被叫停事件獨家專訪了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長江三峽工程開發總公司前任總經理陸佑楣。

  主筆◎朱文軼

  問題的本質是決策程序混亂

  三聯生活周刊:最近金沙江中游兩個被叫停的水電項目是怎么回事?我記得前年,三峽總公司在金沙江下游的溪洛渡、向家壩工程也被叫停過。

  陸佑楣:這些項目本身沒什么問題。像水電這樣大規模的工程項目,都需要一個嚴格的科學決策程序。我相信,這些工程不是哪個業主自己拍板就干了,都是更高層領導來決策的。它們的前期工作也是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和論證。它現在出現問題的本質是決策程序混亂,要追查一下這些電站是怎么起源的。

  但環保部門以前曾經說要一票否決,這點我也是反對的。你能一票否決,那能一票贊成嗎?像三峽工程,從孫中山先生提出起已有72年歷史,經過多少論證,其他水電站也都如此。金沙江中游兩個項目被叫停事件被報道后,誤導了很多人,造成輿論又一次認為“水電站破壞生態環境”的一邊倒,其實并非如此。實際上,這些項目自始至終就并沒有被否認。

  我們搞水電的人,說實在的,搞了這么多水電,修了這么多大壩,只有從三峽工程起才真正開始重視生態環境。不少工程對自然界客觀的狀態還沒有認識透,就開始建設,我說這是一種浮躁情緒,應該堅決制止。同時我也堅決反對風暴式地搞“環保運動”,叫停30個項目叫停多少個項目不是環保問題,而是政府決策程序的問題。對待水電與環境保護的問題要更理性一點,更科學一點。

  三聯生活周刊:水電項目的決策程序是怎樣的?

  陸佑楣:任何一個工程項目建設的全過程必然劃分三個階段。所謂的項目前期工作是第一階段,是項目決策過程。對于水電工程來說,百萬千瓦級以上的大電站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論證時間,應該完成以下工作內容:流域規劃的復核,進行全面的地質調查、社會調查、生態環境調查,市場分析預測,規劃設計,地質勘探,設計方案,科學試驗,提出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論證,最終完成決策審批程序。第二階段是工程的實施階段,第三階段是工程的運行經營階段。

  三聯生活周刊:這個程序現在出了什么樣的問題?

  陸佑楣:現在決策程序有點亂,各個電力公司都在搶地盤。本來一個水電站理想的立項過程是政府行為。像我上面說的,這個程序應該是有規劃,要立項,立項后做可行性論證報告,國家批準可行性報告,然后招標。現在都是企業占領了地盤,企業在出這個前期費用。這里面很復雜。

  另外,所有項目肯定都是在省里,跟省一級政府是有利益關系的。省里拼命想讓你來投資,你開始談這項目的時候,地方上肯定全力支持。等你上了以后開始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談條件,要價越來越高。對中央政府來說,省里當然有省里決策權,中央有中央的決策權,這兩者的分工不太清楚。那企業又是一個利益主體,這個原本嚴謹的程序中就出現了層層的博弈關系。確實要警惕先開工再審批,邊設計、邊施工、邊勘探的現象。

  根本問題是利益分配

  三聯生活周刊:來之前,我采訪了水利水電規劃設計總院前任副院長何根壽,這幾個工程的前期工作他基本上都參與了,他告訴我,80年代以后,電力部恢復了水電建設總局,加快了上海、成都等八大設計院的重建工作,開始安排全國性的河流資源普查與規劃,部署了近期可開工項目的可行性研究,所需經費由財政部以事業費名義每年劃撥3000多萬元。他說,這3000多萬元是有任務的,“水規總院”每年必須要保證手上有一定數量的勘測規劃儲備。一個水電項目開工,馬上要啟動另一個規劃儲備項目補上。后來,前期工作的經費越來越緊張,電力體制改革后,這項原來在嚴密計劃領域的工作,也市場化了。

  陸佑楣:是這樣。進入新世紀以來,每年投產1000萬千瓦以上,實際上已經把上世紀積存的前期工作儲備逐漸消耗完了,開始出現了一些前期工作周期過短、投入力量不足、設計質量下降、科研論證不到位、決策程序模糊的現象。造成一些工程建設走了彎路,不能健康有序地建設。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么會這樣?過去水電發展的瓶頸不就是資金問題嗎?現在電力公司搶地盤也是引入競爭主體后的必然結果。我采訪的所有水電專家都認為,現在對于水電開發來說,錢不再是問題了,那資金問題解決了,為什么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您能幫我們梳理一下我們國家水電發展的背景嗎?

  陸佑楣:我在水電部做副部長的時候,雖然修建了一些大型水電站,但當時是極其困難的,全部靠國家財政給錢,水電站造價比火電站要高很多,水電建設成本大概每千瓦4000到5000塊,火電當時才3000塊。所以很多工程當時干干就停下來,等錢,有了錢再干。水電部工程局干一個工程,沒錢了,就來部里要錢,干一年沒錢了,等著,工期拉得特別長。當初水利電力部所謂“水火之爭”無非也就是爭錢、爭項目。相比之下,火電建設成本低,周期還短,我們國家能源結構里“火主水輔”的格局也是必然的。

  所以發展水電必須要在投資方法上想辦法。不能讓施工單位去要錢,要走“魯布革”的道路,它是用世界銀行貸款,它的一套管理模式是全新的。后來我在水電部、能源部時期,基本上是在沿著這個方向走,業主對工程負責,那你自己去找錢,包括三峽。三峽工程的資金來源分為三部分。一是國家設立的三峽建設基金,這部分資金是在全國范圍內,從每消費一度電的總價中征收7厘錢而來,每年大概有四五十億元。這部分投資是國家資本金注入,財政直接“戴帽”下到三峽總公司,占三峽總投資的40%左右。第二部分是三峽總公司自己的資金收益。剩下的40%通過各種渠道融資。

  剛開始貸款很困難。三峽工程剛開始的時候,時任總理李鵬在推動這事,他讓向銀行貸款,銀行誰敢貸啊?我連要調干部到三峽來都難,誰知道這工程將來如何,能不能干成。正好在那時候,國家成立了開發銀行,也是李鵬管,我就跟開發銀行姚振炎行長簽了個協議,貸了300億元。這在當時可是很大的數,3年300億元,1年100億元,實際上開始用不了這么多,但我利息一分錢都不少還他。我的方針是借新債還老債,支付利息,創立信譽。開發銀行剛成立,它的錢也是從商業銀行借的,它能保證前期正常運轉,就是靠三峽工程給它支付的利息賺了錢,當時利息高啊。沒幾年,其他商業銀行一看,三峽工程信用那么好,都排著隊到宜昌來給我們借錢。一直運行到現在,三峽資金流一直沒問題,我用自有資金加上貸款,上市融資,來開發金沙江下游也沒有任何問題。三峽總投資1800億元左右,到2013年前就可以全部還清。

  三聯生活周刊:三峽工程應該說為中國水電開發探索出了一種資金模式和開發模式。但問題是,三峽工程太特殊了,它決策時的高度一致性,在未來的水電開發上是不可復制的。我想,當這種模式要向金沙江、怒江繼續復制時,就會面臨困難。

  陸佑楣:一個流域一個業主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模式,但投資渠道一放開,利益就更多元化。電力體制改革伴隨著“圈地”,也沒有正式批文,這塊地誰占住就是誰的了。

  任何一個工程剛開始一定要把關系弄順,而金沙江上的關系一開始就已經成為這個格局。金沙江一面是云南省,一面是四川省,政策不一樣,談也談不攏。像移民補償的問題,一個高了,一個低了,結果當然就高不就低,低的這一方提高標準,那你一提高標準,就肯定不能只是一個水庫的移民,而要引起全省標準的變動。省里跟縣里又是一個博弈關系,現在好幾個電站工程建完了,因為移民問題沒解決,不能蓄水,不能發電。現在流域上又出現了公司和公司的關系,就更復雜。這些問題不是解決不了,而是誰去解決。

  其實根本問題是一個利益分配問題。水電開發的資金來源解決了,水電開發的收益分配也要解決,所有關系才能理順。

  缺少一個制度化的補償機制

  三聯生活周刊:水規總的何根壽先生也提到類似問題。他說,大藤峽水電站因為在正常高水位確定的問題,在廣東和廣西兩省之間爭了幾十年,最終這個項目都沒有結果。廣東希望增加蓄水水位,但這就要犧牲更多的土地,廣西就要為土地損失和移民承擔更大成本。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淹上游保下游”現在行不通了,更關鍵的是,廣西窮廣東富,結果是廣西受損廣東受益,這當然無法平衡。

  陸佑楣:現在庫區移民是水電所有矛盾的焦點所在,我前面說的層層博弈關系最后都集中到這上面。為什么說這是一個利益分配問題呢?拿三峽來說,因為它的水能資源在西部,發的電,能源大量給了發達地區,廣東以及其他南部和沿海省市,一直到華中。他們得到了0.25元/度的廉價電力,可再生的清潔能源,這是發達地區享受了。

  但水能資源應該是全民共享的,自然界的資源經過開發利用后變成社會財富也應該共享。黨中央提出改革發展的成果應該是全民共享的。水電開發后變成的社會財富,實際上需要進行一次重新分配。現在,庫區居民、資源所在地的居民沒有得到好處,沒有享受到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

  這個分配包括兩部分,一是移民補償,一是電站建成后收益的合理分配,也就是說除了你當時給的一筆補償,還要有一個源源不斷的利益分配。現在移民總是不滿意,這制約了水電的開發和發展。現在形成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三峽公司作為一個利益主體,三峽工程只是它的一個項目,總要畫上句號,可現在誰也不希望這個句號畫上。地方移民要向三峽工程要錢,移民完了又說“產業空心化”要向三峽工程要錢,很多是地方自己發展要解決的問題也都綁上三峽工程。當初早就下了封庫令,不準再往庫區水位線下增加人口,現在一些地方紛紛叫嚷移民數要增加,113萬保不住,竟然還有說要超過200萬的,這些論調都有,無非還是要錢。說到底,這是缺少一個制度化的補償機制。

  問題是,水電開發成本和收益之間的合理機制沒有形成。投資問題解決了,我的電價上不去,本身還虧著呢,還在還債呢,怎么去補貼流域里利益分配不均的不同地區呢?那假如我三峽的電價從0.25元提高到0.3元,提高5分,從東部收上來,這其實完全可以承受。提高的這一部分不是給開發商的,而是返還給西部,這樣,一年800億度電,40個億,每年這么多拿給西部,分給庫區發展,可以平衡很多矛盾。這需要變革,現在這個速度進展得太慢了。

  三聯生活周刊:水電價格最初怎么定的?它的原則依據是什么?

  陸佑楣:三峽工程建成以后的電價到底是多少,當時討論了很長時間。國務院最后定了一個原則,就是不要引起當地原來電價的上漲,要起到平抑電網銷售價格的作用。

  現在三峽總公司發電成本,把所有折舊、還貸、稅收,加在一起,我說個大概數,0.2元,電價0.25元,也就是說凈利潤5分錢。這5分錢,我們用來擴大再生產,滾動開發下面的水電站。

  還有一些水電站,像二灘、小灣電價更低,都只有1毛多錢。三峽電價是發改委定的,而那些電價定價權各省也有一定權力,地方上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壓低資源價格,所以水電根本無利可圖。這很不合理,開發商滾動開發時只有去銀行貸款,維持高負債,這是危險的。

  生態環境的矛盾被人為夸大了

  三聯生活周刊:那他們一定也就更難去保證在水電開發的同時兼顧環境保護了。我想知道,水電價格機制無法體現成本的關鍵原因在哪?電力體制改革的殼卡在哪兒了?

  陸佑楣:這就又得回過頭說我們國家能源結構了。當初為了迅速發展能源,過度依賴火電,形成了火電主導的能源格局。而電力體制改革把投資一放開,市場的主角仍是原來的火電部門,他們想自己得到大發展,要競爭,就要占有資源。五大集團拼命圈地搞發電,當然他們也看到煤炭處于一個漲價周期,也開始在金沙江等流域圈一些搞水電,但更多的,還是想發展火電。因此我們國家在又一輪能源發展中盲目發展了很多火電,并且企業有的是在煤炭資源還沒有落實的情況下,就盲目發展,這進而加劇了能源結構的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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