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冤家“死結”何時解

　　金慧瑜 王恒利

　　竊聽、間諜、行賄、綁架、舉報、走私……用一部懸疑大片來描述中聯重科和三一重工[微博]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的“惡戰”，絲毫不為過。

　　事實眼花繚亂，真實性難以查證。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是，同處一城的兩家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巨頭為何在此時“巔峰對決”？是工程機械市場“蛋糕”的增量變小？還是產品結構的高度雷同？抑或是兩家企業創始人的管理風格？

　　“同城冤家”

　　對湖南的政府部門及行業主管部門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日趕赴長沙，采訪湖南省國資委、發改委、經信委等，大多三緘其口。不過，多位政府官員更愿意在私下與記者閑聊，透露政府主管部門的“所作所為”，并發表“個人見解”。

　　湖南省工程機械行業管理辦公室(下稱“行管辦”)一位人士稱：“三一和中聯這種競爭是避免不了的。在市場緊縮、蛋糕變小的情況下，工程機械企業的規模卻一天比一天大，于是有了比較激烈的競爭，在這過程中采用一些不當手段，是預料之中的。”

　　瑞銀證券的數據表明，2010年和2011年國內工程機械產品銷量接近18萬臺，2012年則預計不到12萬臺。而在市場需求萎縮的同時，目前主要工程機械制造商實現的產能已達到38萬臺以上。

　　上述人士介紹，湖南省政府早就注意到協調中聯和三一之間的惡性競爭關系。“早在2011年8月，由省政府牽頭，組織了一個簽署行業自律公約的座談會，在湖南省省長徐守盛的見證下，三一重工[微博]董事長梁穩根和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的手握在一起。”

　　自律公約即由行管辦起草，公約的內容包括各簽約單位之間不得實施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不得散布侵害競爭對手商業信用和產品名譽的輿論；不得指使、授意、鼓動、暗示第三方機構、個人歹意攻打競爭對手等等。

　　握手并不意味著和解。次年夏天，三一重工副總裁梁林河和中聯重科副總裁陳曉非在微博上掀起“論戰”。前者指稱中聯重科為搶奪市場，采取過激銷售策略；后者也做激烈反擊，要求對方“先習做人，再思做事”。上述行管辦人士承認：“公約其實是廢紙一張。落實靠自律，沒有處罰措施。”

　　此后，中聯和三一之間的風波就沒平息過。特別是去年年底的一篇“三一恨別長沙，梁穩根的內心獨白”的報道，更是將兩家公司推到了風口浪尖。中聯發布聲明稱將訴諸法律。不過據本報了解，法律程序實質上并未啟動。

　　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政府希望通過協調，來平息兩家的矛盾，不希望將此事搞大。”中聯內部人士也向本報承認，“政府方面不要讓我們添亂。”

　　中聯雖然實現了管理層持股，但國有股仍占主導地位，湖南省國資委持股比例，來自政府部門的意見，顯然對中聯重科的危機應對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三一在微博上的攻勢不減，至今仍能在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梁林河的微博上，看到大量轉載、評論關于中聯的負面信息。而中聯方面除了董事長助理高輝在微博上有過回應外，其他人均避而不談，明顯處于守勢，隱忍不發。

　　中聯內部人士表示：“公司高層指的是‘董監高’，高輝目前并不是高層，他的發言屬個人性質，不代表公司。”

　　關于中聯造假的消息更是滿天飛，這些舉報來自自稱“中聯內部人士”或研究機構。如《香港經濟日報》就曾收到一封來自渾水創辦人Carson Block的郵件，但記者隨后與 Carson Block 聯系，對方稱并未寄出這封郵件。是誰發出這封郵件，至今仍是迷。

　　“商業基因”

　　除了工程機械市場蛋糕增量萎縮導致競爭白熱化原因外，還有分析人士認為，這場“惡斗”更像是企業文化，或者說是商業基因的對決。

　　出身農家的梁穩根，早年曾販羊賣酒，1986年借款6萬元創建漣源焊接材料廠，也就是三一重工的前身。1992年梁穩根將企業遷至長沙，進軍工程機械行業。

　　同一年，時任長沙建筑機械研究院副院長的詹純新也辭職下海，創辦中聯建筑機械產業公司。詹純新為高干子弟，曾任大學教師。

　　創業初期，無論是梁穩根還是詹純新都篳路藍縷，吃盡苦頭。2000年，中聯重科登陸資本市場；3年后，三一重工在上證所掛牌。

　　梁穩根的張揚還有詹純新的低調，這種商業基因深深地影響了兩家公司的企業文化。

　　“梁穩根是漣源人，屬于梅山文化，比較直爽好斗；而詹純新是常德人，洞庭湖區的，那邊很多都是移民，懂得變通，有心計。一個率性張揚，一個含蓄隱忍，企業文化也是類似的。” 北京湖南商會副會長伍繼延向本報分析。

　　持這種觀點的大有人在。湖南一家國企的管理人員在私下中告訴本報：“企業文化和掌門人的風格相關。詹純新是常德人，有商業頭腦，被稱為湖南的‘猶太人’；而梁穩根是漣源人，梅山那邊，相對比較粗放。”

　　“詹純新私下告訴我，他認為，沉默才能掌握主動權。”一位與詹純新熟識的當地國資系統官員告訴記者，“他是一個特別低調的人，對榮譽看得不重，這次的十八大代表，他讓給搞科技研發的一個主管來當，在意大利他還獲了萊昂納多國際獎，至今只有兩個中國人獲得，但他從來不提這些事情。”

　　而三一的企業文化中，則充滿了民營企業“野蠻生長”的案例。

　　記者接觸的多名湖南當地商業和文化圈人士傳遞出了這樣一個印象：三一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而是一群人在戰斗。

　　在當年三一阻擊凱雷收購徐工的關鍵時刻，梁穩根本打算親自上陣，準備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向人大提交一份關于凱雷徐工并購案的議案。而當時的三一集團前副總裁何真臨則對其說：“這趟水很深。作為三一的主帥，你不宜親自上陣。”后來，向文波成為了“高舉民族大義之旗的斗士”。

　　而在某次央媒見面會上，被稱作三一“技術第一人”的易小剛，將發言次序從原來的第四個改到最后一個。“他發言的時候，非常慷慨激昂，用了很多夸張手勢，這也吸引了媒體的注意。”一名業內人士認為，三一將“狼性文化”發展到了極致。

　　何真臨在其《我與首富梁穩根：揭秘三一》一書中寫道：“延續了近10年的狂飆突進，使三一感到不但在人才上，即使在管理上也難以支撐。三一的六西格瑪為什么進展緩慢，甚至中途夭折，恐怕就是基礎管理跟不上的原因。”

　　“雙核”落單

　　對湖南地方政府震動最大的，莫過于三一決定將注冊總部和決策總部遷址北京了。雖然企業的主要生產基地仍在長沙，對當地的稅收影響并不太大。

　　“我們原本是想打造‘世界工程機械之都’，現在三一將注冊和決策總部放到了北京，也許目標將更改為‘世界工程機械產業集群，’行管辦人士告訴本報。

　　上述人士介紹，三一和中聯對湖南工程機械產業集群的拉動功不可沒。“2002年湖南工程機械行業產值僅為36億元，而去年達到1900億元，增速也明顯高于全國。之所以發展這么快，正是得益于三一和中聯的‘雙核’運轉效率。比起徐州、柳州、廈門‘單核’運轉的速度更快，這種競爭狀態使得湖南整個行業更有活力。”

　　對于遷址的原因，向文波在微博上說：“……是規避惡性競爭，任何其他解讀都是轉移矛盾和焦點。”對此，湖南一家國企的管理人員直言不諱地告訴記者：“這是一種‘逼宮’行為，事實上他們也的確起到了效果。”

　　1月26日，徐守盛在湖南省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開幕式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脫稿談到，將千方百計扶持以三一重工帶頭的股份合作制經濟的發展。這是湖南高層首度就“三一搬遷事件”作出正式回應。

　　更多的人士則認為，三一很早就說要建立“世界一流企業”，那么就要將一流城市作為總部，例如北上廣。“選擇北京，其實還是體現了一個‘中央意識’，表露了它經營天下的雄心壯志。” 伍繼延表示。

　　中聯重科高層則向本報表示：“我想強調的是，他們搬遷有他們自己的考慮，真的和我們沒有關系。”

　　總部的搬遷，能夠弱化在全國市場的競爭關系嗎？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這對“同城冤家”，何時才能解開這個死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