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文 說起“干臟活的”，許多人會第一時間想起電視劇中的角色，比如黑幫里的殺手和打手、權力斗爭中的炮灰、貪官的白手套等。

　　這當然很戲劇性，但也將“臟活”狹義化。西方的“臟活”（DirtyWork）這一詞匯，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埃弗里特·休斯所創，用以描述普通民眾對德國納粹政府的迫害暴行視而不見的態度：將某些不道德的行為交由代理人實施，再順勢對此矢口否認，而被分配干“臟活”的作惡者則獲得“社會無意識的授權”。

　　廣義來說，在正常的社會運行體系中，“干臟活的人”其實無處不在，涉及許多行業。這些行業與這些人都很容易被忽視，或是被有意視而不見。

　　美國學者埃亞勒·普雷斯在《臟活：必要工作的道德傷害》一書中將“臟活”定義為社會中那些不可或缺但道德存疑的職業，比如屠宰場勞工、監獄看守和無人機操作員等。書中描述了許多殘酷場面：戰爭中的無人機操作員，在發動襲擊后見到孩子走到尸體旁，將殘肢拼成人形；屠宰場待宰的生豬用鼻子輕輕蹭著工人，不知道自己生命即將走到盡頭；在關押重癥精神病患的監獄，本應提供治療的心理咨詢師被迫對虐囚暴行噤聲。

　　這些工作因為暴力和傷害元素，很容易被社會視為骯臟下作，使從事者蒙受污名、羞辱與精神創傷。在普雷斯看來，這些隱形勞工是被遺忘的百分之一，卻承擔了社會百分之百的骯臟工作，他們是結構性不平等的受害者。

　　而且，當他們成為受害者時，也會被刻意忽略。在原油泄漏后，登上頭條的是滿身油污的鵜鶘，而非殞命的鉆井員工。屠宰場安全生產丑聞曝光，食客們擔心的是盤中肉，而非受虐的工人。

　　因此普雷斯寫道：“在一個越來越不平等的社會當中，像其他許多事情一樣，雙手干凈、良心清白，日益成為某種特權：能夠將自己與干臟活的孤立之所隔離開來，將骯臟的細節留給他人。”

　　獄警如何干臟活

　　監獄看守是書中重點提到的一項工作，它的本質是“深不見底的困境”。有看守認為：“經過一段時間和無數遭遇，你必須在身上貼太多的創可貼，好讓囚犯們無法穿透它們，接觸到你或你原本的內心。唯一的問題是創可貼不會下班后脫落。它們會留下來。所以你過著你的生活，卻與所有美好的事物失之交臂。”

　　這個“創可貼”比喻相當形象，許多人都無法擺脫工作中的樣子。監獄看守在工作中的暴戾之氣，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變得艱難，道德觀被顛覆，在生活中對人也變得粗魯冷漠。“這是一個滑坡的過程。一個好人只要走進監獄，原本的良善就會一點點消退。你逐漸疲倦不堪。你變得更加無情。你的語言和你對事物的解釋都會發生變化。”

　　在美國，監獄看守面對的是極其糟糕的工作環境。比如黑人看守就存在額外的道德焦慮，即在一個嚴重傷害黑人社群的體制中工作所引發的不適。黑人囚犯會認為他們在“出賣同胞”，繼而進行侮辱。即使黑人看守告訴這些囚犯大家背景相似，身份之別只是因為對方觸犯了法律，也仍然無濟于事。至于白人同事的歧視，也會如影隨形，使黑人看守成為在監獄中“兩頭受氣”的人。

　　監獄看守的困境也與監獄本身的演變和環境有關。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人們經常聚集在一起觀看囚犯被押上絞刑架，被肢解、焚燒和絞死，對這些殘酷場面熟視無睹。而到了19世紀，這些場面開始變得罕見。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追求更為精細的懲罰技術——特別是監禁方式的轉變，是由控制和觀察罪犯肉體的欲望驅動的，這使囚犯變得溫馴和順從。

　　但是，野蠻暴力并未因此停止，只是轉移到了更私人的空間。學者大衛·加蘭認為，“只要暴力是在關著的門后暗自展開的，或者經過了某種凈化過程，就不會冒犯文明人的情感”。比如說，鞭撻囚犯顯然逾越了現代美國人的“厭惡門檻”，但隱蔽、隔離的“單獨監禁”并不會。所以加蘭說：“常規的暴力和痛苦可以被容忍，但條件是，它必須不引人注目、經過偽裝，或者以某種方式避開人們的視野。”

　　這就造成一個結果：“在整個西方世界，文明的監獄變成了隱形的監獄，從而隱藏了系統的暴力，使‘好人’更容易忽視或忘記高墻后發生的事情。”

　　也就是說，監獄是一個內部存在森嚴等級，隔絕外部，同時也被外部所忽略的世界，這就使得施暴變得不受約束。《臟活》中寫到了許多監獄中的霸凌，即使是心有不平的人，也出于避免被孤立的原因而不愿阻止和揭發。有看守人員坦言：“殘忍行為通常都會被原諒，而且經常能得到獎勵。例如，將漂白劑潑在囚犯臉上的看守沒有受到紀律處分，反而被提升為警佐……掩蓋真相、虛假陳述、脅迫和公然撒謊似乎是這個行業的風氣。”

　　這當然是《黑獄風云》之類電影的題材來源，卻不止于此。黑心看守的暴力本質上并非個體行為，他們只是在替社會干臟活。

　　社會對待干臟活行業的漠視，又會加劇臟活的“臟”。《臟活》中寫道，2016年佛羅里達州獄警的起薪為2.8萬美元，最后一次加薪是在2005年。與此同時，州立監獄的獄警已被裁到只剩下骨干，這要部分歸因于佛羅里達州州長里克·斯科特，他在2010年競選時承諾將該州懲教署的預算削減40%。當選后，斯科特將監獄私營化，削減工作崗位，將獄警的輪班時長從8小時延長至12小時，這些變化極大地提高了監獄工作人員的流動率，并導致暴力事件急劇增加。“在一個缺乏培訓、薪水、人員配備和康復計劃的體制下，即使是體面的看守也會做壞事。”與之伴隨的是獄警的健康和家庭關系的惡化，高血壓、抑郁癥、離婚和自殺的發生率都遠高于一般行業。

　　即使監獄看守的內心有掙扎，希望恪守自己的道德標準，但最終總會事與愿違：“起初，許多人試圖拒絕（公開或暗中）履行某些職責，并將攻擊性轉移到監獄外的人或自己身上，來避免傷害囚犯。但隨著對監獄世界的參與程度增加，他們在監獄中更難規避存在道德問題的行為，開始將監獄視為單獨的道德領域，或將囚犯視為不受道德法則保護的個體，來中和自己的內疚感……無論獄警是積極參與監獄最惡劣的虐待行為，還是僅僅被動觀察，都會為此在道德上做出巨大妥協。”

　　產業鏈上看不見的一端

　　屠宰場的體力勞動者也是一直被忽視的群體，書中寫道：“在許多文化中，直接接觸動物血肉的工人向來都被視為骯臟的。”

　　在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屠夫被歸為“穢多”，即不潔之人，被隔離在城市某些專門劃出的區域生活和工作。在印度，與動物尸體打交道的人是賤民。在法國和英國，雖然人們不會大加譴責，但直接殺害動物也會帶來道德污點。約翰·洛克在1693年出版的《教育漫話》中指出，屠夫往往被排除在陪審團之外，理由是“以虐待和殺害低等動物為樂的人也不會對同類懷有同情或仁慈”。

　　在美國歷史上，1906年出版的《屠場》極具意義，它深刻揭露了肉類加工業的內幕。厄普頓·辛克萊寫到，為本地社區提供服務的鄉間屠夫，已經被大型肉類加工公司取代，后者利用當時剛剛出現的鐵路冷鏈，將肉類從遙遠的農場運到芝加哥等大城市的集中屠宰場。書中描述了大規模屠宰牲畜的可怕細節。當然，辛克萊的主要目標不是引起人們對虐待動物的關注，而是為了展現工人的困境。屠宰場的工人經常暴露在不安全的環境中，得不到基本的便利設施，如冬天沒有暖氣、不能上廁所，甚至連給人洗手的地方都沒有。《臟活》中寫道：“厄普頓·辛克萊于1968年去世，此時，對芝加哥屠宰場工作環境的擔憂已從頭條新聞中悄然淡出。其后幾十年間，屠宰業的工作環境之所以得到改善，不是因為公眾的呼吁，而是出于工人的要求。美國食品加工包裝廠工人聯合會（UPWA）是推動這些進步的主要力量，他們成功地將一個種族和民族分裂被故意煽動的行業整合起來。”也正是通過這些努力，屠宰場工人過上了體面的生活。

　　即使如此，這份工作仍然不輕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人對肉類需求的增長。“從1960年到2019年，美國人均雞肉消費量增加了兩倍多，雞肉超過牛肉和豬肉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肉類。到2019年，超過2萬家雞肉快餐連鎖店在美國開業，這是一個價值340億美元的行業的一部分。”屠宰者卻只能站在產業鏈看不見的一端。

　　對于屠宰場工人來說，他們不得不將驚恐的動物殺死，這很大程度上是對道德感的挑戰，許多人因無法承受壓力而離開這個行業。這是無法解決的難題，至于極高的工作強度，也同樣是事實。

　　此外，根據環保組織報告，標準規模的屠宰場每天排放150千克氮，大致相當于一個1.4萬居民的城鎮未經處理的污水含氮量。報告發現，一些家禽養殖場經常違反當地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卻往往不受懲罰。而且在美國，屠宰場不成比例地位于“拉丁裔和非裔美國人比例很高的偏遠地區”，那里大量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最經不起失去飲用水和其他自然資源的供應”。肉類加工業的骯臟副產品（血液、糞便）滲入了在屠宰場干臟活的工人居住社區的溪流。

　　與監獄看守一樣，屠宰場工人同樣屬于“看不到的一群人”，他們干著臟活，但社會上的“好人”則因為看不到他們而可以選擇性遺忘。

　　臟活的分配并不隨機

　　在普雷斯看來，美國在階級、種族、區域等方面的不平等，決定了工業屠宰場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誰在屠宰場工作，同時決定了監獄和看守所的位置以及誰被招募其中。全球化帶來的資本推進，讓“臟活”隱蔽于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原材料、廉價勞動力和潛在市場的面目呈現。“臟活”的分配也絕非隨機，它“不成比例地落到了選擇和機會較少的人身上：來自落后農村地區的高中畢業生、無證移民、女性和有色人種。與其他薪酬微薄且存在人身危險的工作一樣，干臟活的主要是社會弱勢階層，他們不像生活相對富裕、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階層那樣，擁有技能和資歷、社會流動性和權勢”。“臟活”工人的困境和經歷，背景是當代美國更為宏大的敘事，也就是貧富差距的加大和財富的高度集中。書中寫道，根據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伊曼紐爾·賽斯和加布里埃爾·祖克曼的研究，1980年—2014年間，美國1%的富人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幾乎翻了一番。另一項研究顯示，400名最富有的美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所有非裔美國人的財富總和。

　　經濟不平等反映并強化了道德不平等。正如富人和窮人居住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樣，在美國從事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陷入道德困境的人群，跟免于從事這些工作的人群，同樣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在這種狀態下，“臟活在美國監獄和工業化屠宰場等偏遠機構的牢房暗室所代表的幕后悄然展開，這些機構往往位于貧困人口和有色人種聚居的偏遠地區。某種意義上，在這些封閉區域中辛勤工作的工人，可謂美國的‘賤民’，他們從事著不太光彩，又為社會依賴和默許，卻被掩蓋的工作。這種隱蔽性是通過砌筑高墻等物理屏障隔離干臟活的場所來維持的，并通過設置限制公眾知情的保密法等法律障礙來強化”。

　　但相比物理層面的高墻、認知層面的法律障礙等，最重要的障礙也許是人們的內心。人類的心理過濾功能，使得大多數人無法認識到自己對“干臟活群體”的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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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