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共有6.18億東航H股參與了投票，占東航H股總流通股的39.44%。分別有1.56億的贊成票和4.62億的反對票，反對率為74.7%。

　　根據香港中央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的統計，截至1月3日，東新合作方案的贊成票數還高達4億股，反對票只有約8000萬股。東航方面宣稱，中航有限1月4日發出“若東新方案未獲通過將提出新方案”之后，已投贊成票的三家機構改變了投票意向，把2.13億股贊成票改成了反對票。

　　“景順、Citadal、施羅德三家機構改變了投票意向，把他們分別持有的7855萬、7865萬、5622萬股改成了反對票，合計2.13億股。他們明確向我們聘請的那家中介機構表示：既然中航有限將提出更高的價格，他們沒有理由不否決現在的方案，來看看中航的方案。”上述東航董事透露，受中航有限聲明影響，3家境外基金在本已通過代理系統投下贊成票的情況下，立刻改成了投反對票。這位東航高管對記者這樣假設，如果中航不出來攪局，1.56億贊成票加上這2.13億贊成票，將達到3.69億贊成票，而4.62億反對票中扣除這2.13億，并且中航不來投票，反對的也就只有6000萬票，東航合作方案將獲得86%的贊成率，H股將以高票獲得通過。

　　東航認為，東新戰略合作之所以被股東大會否決，中航提出的5港元價格給資本市場產生了更高的預期，改變了大量基金經理的初衷，以反對票坐觀新航和中航不斷競價是一個重要原因。

　　“資本逐利的本質和中航有目的有計劃的干擾，誘使小股東否決了東新合作方案。”東航上述董事這樣給失敗的1月8日股東大會蓋棺定論。

　　阻擊戰的三部曲

　　在東航看來，中航集團和國泰航空對東新合作的干擾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

　　首先是向資本市場傳遞信號，快速、大量收購東航H股。

　　在得到國資委和民航總局的支持后，2006年4月26日，東航與新加坡航空在北京簽訂了有關建立戰略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當年6月29日至8月3日，新航項目執行人員及中介機構團隊開始按照戰略投資的國際通行慣例對東航進行盡職調查。

　　當年11月9日開始，雙方進行長達半年的戰略入股價格談判，由于證券市場的火暴，東航流通股價水漲船高，雙方一直未能就增發股份的類別和價格達成一致。

　　就在東航和新航緊密談判期間，2007年3月至4月，中航集團通過其香港全資子公司中國航空(集團)有限公司悄然大規模建倉東航H股。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的要求，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超過5%須進行相關的披露。不過東航方面對《商務周刊》表示，東航至2007年4月20日，才收到中航有限的第一份傳真，并得知中航集團已持有公司8076.4萬股H股，占H股總流通股本的5.15%。

　　“此舉一度被新加坡航空公司認為是經本公司授意，目的是抬高流通股股價，以提高戰略合資的增發價格，這給公司與新航的談判帶來了很大的誤會。”上述東方航空董事對《商務周刊》說。

　　2007年4月至5月，中航進一步逐步提高持有東航H股的比例。中航有限于4月23日至5月21日(東方航空股票緊急停牌前一日)多次大規模增持東航H股，一個月內，持股量由5.15%增至10.07%，達到1.58億股，東航H股股價也由2.2港元飛漲至3.7港元，此時第二大H股流通股股東持股只有6.36%。

　　同時，市場也開始傳言：中航此舉是為了干擾東航引進新航作為戰略投資者，并將在股東大會上就此增發方案投反對票。

　　“如果公司股票不采取緊急停牌，股價將被嚴重高估，導致與新航談判破裂。”上述東方航空董事說。

　　東航股票于9月3日復牌，中航在當天以7.02港元少量拋出254萬股后，緊接著第二天又買進1750萬股，持股比例上升至11.02%。這一市場操作手法被市場更堅定的理解為：中航必對東航引進新航出手狙擊。

　　9月24日晚，國航與國泰發表聯合公告稱：“中航集團與國泰航空曾籌劃過購買東航的股份，中航集團公司已通知國航該可能的交易目前或未來三個月內將不會推進。”

　　外界普遍認為，中航當時暫時“歇馬”主要是中航集團受到為“十七大”營造和諧民航氛圍和受到國資委等監管機構要求的雙重政治壓力。而此前中航集團新聞發言人發給《商務周刊》的聲明則模棱兩可的表示：“現在，我國各級政府越來越開明，總體上講，政府已歸位到管宏觀層面的事，而企業主要是做好微觀層面的事。按照市場規則辦事，具體到‘東新合作’，政府有關部門不可能干預投票這樣的小事。”

　　在東航看來，中航的曖昧表態，向資本市場制造了一個中航將在三個月期限后報出新方案的預期。

　　東航將中航阻擊東新戀的第二步形容為“在幕后慫恿媒體，發動賤賣論等輿論攻勢”。

　　2007年11月29日，穩居東航H股第一大股東位置的中航有限又一次在7.58港元的高位買進428萬東航H股，持股比例上升至12.07%。此后幾天，大量媒體和投資者致電東航并提出質疑，“國航如果不是為了投反對票，何必還在這樣的高位加倉？”

　　市場認為，中航集團愿以7.58港元的高價買進，而東航卻以3.80港元增發，于是在媒體上出現了一輪關于東航“賤賣”和國有資產流失的輿論波。

　　2007年12月18日，國航董事、副總裁樊澄通過《新京報》表示：“我們認為東航走錯了一步棋。作為持有東航H股12%的股東，國航的母公司中航集團將對東新方案投反對票，以圖力阻新航入股東航。”

　　“此文在境外被廣泛轉載，東航此前一周在境外的路演溝通所取得的成果被立即吞噬。”該董事說。

　　2007年12月中旬，東航開始境內路演時，市場上又出現了一浪東航“賤賣論”，與9月份公司公告方案時的叫好聲形成鮮明對比。多家媒體質疑，相比東航此時在H股6-7港元的股價，向新航3.8港元的增發價太低。

　　“實際上，在東航與新航就3.80港元的增發價格達成一致的時候，東航H股的收盤價是3.73港元，這也是東航上市10年里H股的最高收盤價。3.80港元增發價格比5月21日的H股收盤溢價1.9%，比此前一個月交易均價溢價35.7%，比2007年1月1日至停牌時的交易均價溢價65.9%。”上述東航高管解釋說，6—7港元的流通股價，是在公司公布了東新合作方案后才暴漲上去的，更大程度是反映了市場對新航入股后幫助公司業績改善提高的預期。基于這種預期，公司的股票價格才被推高。在他看來，東航被質疑在賤賣，是完全顛倒了因果關系。

　　除了賤賣論外，“外資控制論”、“阻礙行業發展論”、“侵占小股東權益論”等帽子接踵而至。

　　“這引發了新聞界對本公司非理性的口誅筆伐，極大的破壞了公司形象，大量評論甚至使用了一些激進字眼，使原本一件極有意義的商業合作案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在上述東航董事看來，這背后是中航集團在有意制造輿論混亂。

　　他對《商務周刊》透露了一件未經證實的小插曲。在12月19日由某報舉辦的“從‘東新合作’現象看中國航空運輸業國際競爭力前景論壇”上，發言嘉賓“如出一轍”的使用了大量激進字眼批駁東航。而他了解到的事實是，嘉賓基本發言前均獲提綱一份，發言時火力十足，下場后，“居然小聲”發問，“東航究竟賣了多少錢一股？有沒有被控股？”該高管進而質疑：“可見其完全被幕后推手所掌控。”

　　上述東航董事認為，上述論點誘發了東航股票持有者的投機逐利心理，而東航在進行境內路演時也“驚訝的發現”，國內的機構持股人“也已被負面輿論煽動了”。

　　“他們的觀念中，多賣個一兩元是最關心的問題，對于東新合作后的業績預期則無人關心。這與境外相當多一部分基金經理的理性形成鮮明對比。”東航該董事感嘆說。

　　“跳到臺前，搞策反，出聲明，拋方案，造預期”，這是東航給中航集團定義的第三步阻擊手段：“一系列的動作之后，中航對于能否成功攪局仍沒有十足把握，于是跳到臺前，先有中航有限發聲明，再由國航、國泰發公告配合，向境內外機構持股者制造預期，以增加反對票。”

　　作為這種判斷的佐證，該東方航空董事提醒記者注意12月21日國航董事、副總裁樊澄再次通過《證券市場周刊》表示“政府批方案，市場定結果”，在東航看來，這是有意鼓動中小股東反對東航的戰略引資項目。

　　“在公司境內路演過程中，華夏、融通等基金的管理層情緒激動，以基于媒體輿論的論調質問公司：‘為什么不讓李將軍來收購管理？’；‘我們也有錢，你3.80增發給我如何？’；‘我們也是有血性的，為什么要增發給外資？’。”上述東航董事認為，這些觀點表明市場受到中航集團影響的程度很大，他認為，中航集團發動了一場針對東航路演的“反路演”。

　　2007年12月25日，中航集團正式表明自己的反對立場。當天，本刊記者收到中航方面的新聞稿，標題是“中航方面澄清：對東新合作將投贊成票純屬傳言。”

　　1月2日，中航有限通過公關公司發表聲明稱：認為增發給新航的價格太低，保留提出新方案的權利。

　　1月3日，中航有限通過公關公司再次發表聲明稱：未收到國資委任何有關投票的指示，也不相信政府會發出相關指示。

　　1月4日，中航有限又一次發表聲明稱：不接受未經改進的方案，如果1月8日的東航股東會未能通過東新方案，中航有限將提出新的方案。東航認為，正是這次聲明對東航的股東大會結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2008年1月6日晚，中航集團在東航股東大會前夕再度發出了一份重要聲明，文中表示，“擬建議由中航有限方面取代淡馬錫及新航擔任東方航空新的戰略伙伴；按照顯著更高的價格即每股H股不低于5.0港元的價格認購東方航空H股”。隨即，國泰、國航刊發公告，與中航有限的聲明互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