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一控多”引關注

　　新京報：顧雛軍2002年收購科龍電器進入國內資本市場，監管機構2005年才發現其違法違規行為，這是因為他的作案手段有什么高明之處嗎？

　　辦案人：顧雛軍作假有幾大特點：一是利用家電行業的特點(資金往來頻繁、數額大)造假，欺騙性高；二是利用境外知名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調整財務數據，“可信度”高；三是以格林科爾親信控制科龍關鍵崗位，利用眾多關聯公司和分支機構化整為零，分散造假，隱蔽性強；四是建立個人造假團隊，縮小知悉范圍，保密性強。這種比較高明的造假方式是顧雛軍案不容易被發現的原因。

　　新京報：調查顧雛軍案是否有什么大的背景？

　　辦案人：從1999年開始，我國證券市場出現了一家民營企業同時控股多家上市公司的情況。證券監管部門對這種“一控多”公司的風險情況一直保持高度的關注。

　　這是因為在目前的法律法規尚不夠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尚處在建立階段的條件下，“一控多”往往導致嚴重的系統性風險：一是涉及的上市公司多，一旦一個公司出問題，會導致一批公司出問題，從而影響到整個市場。二是在一家公司控制多家公司的情況下，由于管理鏈條長，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資金融通導致公司風險向銀行轉移，從而影響金融市場穩定。

　　新京報：此前好像也發生過類似大案？

　　辦案人：從歷史經驗看，例如2004年查處的德隆案件，涉及20多個省市區的2500多家機構和32000多名個人，操縱股票累計金額達678億元，操縱股市非法獲利98億多元。德隆系正式控股的上市公司一度達到6家，而曾與其密切合作的上市公司則超過40家，這些上市公司被德隆占用的資金總額共計40多億元。

　　新京報：顧雛軍打造的格林柯爾系是否也有這些特點？

　　辦案人：顧雛軍打造的格林柯爾系，不僅擁有內地4家上市公司和香港1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權，科龍下面又有37家控股或參股公司及28家分公司。這些公司不僅涉及白色家電，同時涉足了汽車、軸承等行業。在顧雛軍控制的公司中，關聯交易及資金往來頻繁，科龍公司在銀行就設有500多個賬戶，連不起眼的公司內部工會組織的賬戶，都被借來轉移資金。同時，顧雛軍及其控制的格林柯爾系企業進行資本運營的手法，如財務造假，虛報注冊資本或抽逃出資，騙取、占用銀行及供應商、經銷商資金等，也與中科系、德隆系進行資本運營過程中的一些手段非常相似。

　　為投資者利益“驅使”

　　新京報：有說法稱，證監部門在2005年5月，空調業進入旺季的時候查處科龍案是受特殊利益驅使？

　　辦案人：顧雛軍入主科龍電器后，格林柯爾系不顧實力四處擴張，導致企業經營、管理戰線過長，資金吃緊，已經引起了有關學者、媒體、投資者和信貸機構等各方的持續、廣泛關注。2004年下半年，工商銀行通過嚴格信貸管理，認定格林柯爾系企業為高風險公司，并確定了對該企業采取“只收不貸”的政策。2005年初，又有多家銀行從防范自身風險出發，對科龍電器收縮了信貸規模，公司貸款總額從35億元降為25億元，危機已經初步顯現。及時查處科龍，對遏制顧雛軍惡意掏空上市公司的違法行為起到了積極作用。

　　另據中國證監會的查證，格林柯爾系企業于2005年1—4月償還江西科龍被占用資金5.65億元，顧雛軍收購廈門等地多家上市公司的計劃也被迫停了下來。

　　可以預料，格林柯爾的問題如果再拖后解決，顧雛軍不斷擴大的資本游戲和掏空上市公司的手法造成的風險將更大，對金融市場、社會經濟發展的危害會更大，因此我們及時在2005年5月立案查處，并沒有什么特殊利益驅使，如果有利益驅使，那也是投資者的利益。

　　違法違規必繩之以法

　　新京報：對顧雛軍案，有人主張對企業家原罪問題不應過分追求，你如何評價？

　　辦案人：在我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完善，一些企業和個人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存在各種違法違規行為，如偷漏稅、造假、侵占國有資產等。這些問題甚至成為一些人暴富的前提和伴生物。對這些問題，有人主張全部“赦免”，一概不究，有人主張追收一些稅收了事。

　　我們認為，證券市場作為公開程度高、投資者的利益容易受到侵犯的地方，決不應該放縱欺詐、掠奪投資者行為的發生，不然，證券市場就會成為一個犯罪和欺詐盛行的場所。國際證券市場的發展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我國的資本市場正處于“新興＋轉軌”階段，要想不斷走向成熟，就必須打擊各種違法犯罪行為，增大違法違規成本。

　　新京報：在證券監管部門看來，顧雛軍的違規違法行為是否有值得理解和同情之處？

　　辦案人：我們認為，現階段，評價資本市場上企業運營者的行為是“情有可原”還是“罪不可赦”，主要看兩條：一看不規范行為產生的環境和原因，是因法律制度滯后、情勢所迫引起的自助行為，還是對行為違法性質已有清楚認識、為牟取暴利鋌而走險；二看獲得財富的方式和手段，是通過正常生產經營方式獲得，還是一貫以使用欺騙、造假方式獲得，并損害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利益。

　　證券監管部門在總結近年來監管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將上市公司違法違規行為歸納為4種類型：一是無知違規；二是慣性違規；三是被動違規；四是惡意違規。從科龍案件看，顧雛軍等人顯然是蓄謀已久的惡意違規，必須繩之以法，必須給廣大投資者一個交代。

　　一些人打著民營企業家的幌子，為顧雛軍開脫罪名、鳴冤叫屈，他們可曾設想，如果顧雛軍這樣肆無忌憚地掠奪上市公司資金、資產來養肥自己的企業，打造所謂的格林柯爾王國，其行為如不懲處，法律的公正性何在？數千萬證券市場投資者利益將何以保護？被掏空的科龍何以成為“百年老店”？像格林柯爾這樣的王國建立起來能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嗎？

　　全部工作人員都病倒過

　　新京報：查處顧雛軍案，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辦案人：與具體調查工作中遇到的被調查公司的阻撓相比，更大的困難來自于案件以外壓力。當時的顧雛軍頭上罩著年度經濟人物的光環，而且口口聲聲叫板，說自己絲毫問題都沒有，我們必須用非常扎實的調查取證來說明他的問題，工作壓力很大。

　　一些人甚至一些部門的同志認為，中國證監會對科龍的立案稽查是“科龍危機”的導火索，導致供貨商、銀行對科龍采取了限制供貨、收緊貸款等措施，對科龍的生產經營活動以及地方經營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也有的同志認為，如果中國證監會不采取立案稽查的措施，可以讓科龍慢慢消化歷史問題，糾正違法違規行為，在維護證券市場秩序的同時也確保公司的正常經營；還有的同志甚至認為，對科龍案件的查處，是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打擊。上述這些認識不僅嚴重干擾了對科龍及顧雛軍一案的查處,同時在社會上還引起了一些不當猜測和議論。

　　因此在幾個月的調查過程中，全部工作人員都病倒過，不僅因為是工作強度大，更因為巨大的心理上的壓力。

　　新京報：你認為一些人產生上述想法和說法的原因是什么？

　　辦案人：這種錯誤認識的根源在于：一是不了解事實真相，受到了顧雛軍謊言的蒙騙；二是沒有從大局出發來認識顧雛軍違法違規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以及及時查處顧雛軍違法違規行為的必要性；三是沒有正確認識法制環境下依法治國、依法治市的重要性。當然，也還有與顧雛軍有利益關系的人因個人私利而不斷制造“雜音”以混淆視聽，以期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新京報：你認為查處顧雛軍案有什么重大意義？

　　辦案人：顧雛軍案具有里程碑意義。全面樹立法律權威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題中核心之義。不論此案最后的結果是什么，希望歸根到底都是法律和法治思想的勝利，都能全面深刻地體現出促進我國社會經濟規范發展的正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