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維權十佳評選活動”進展通報暨“公益維權”專題座談會，在國家工商局召開。五位維權者坎坷的經歷，以及專家的論述、有關領導的直言，以及他們對法律、道德問題的探討，都使會議內容遠遠超出它的命題。

　　有人對楊豎昆說：你周圍的那些人都有精神病。此次他請來的這些人維權之路如此歷經曲折，以致于楊洪逵感慨：“勝得悲壯，敗得光榮。”

　　王英:河南舞鋼市中學教師。

　　1997年王英丈夫因飲酒過量引發了嚴重食源勝疾患一急出血壞死性胰腺炎，搶救無效，死亡，年僅41歲。王英提出：“香煙能使人上癮、致病，煙盒上就標有‘吸煙有害健康’，這酒也能讓人上癮并能喝死人，可為啥酒瓶上不加警示標志呢？”

　　王英起訴依據的是“消法”和“產品質量法”，規定產品對其有害健康的方面必須明確警示；敗訴的原因是“酒類包裝標準”中沒有這一規定。而法律中有這么一個原則：特別法優于普通法。

　　王英進行訴訟時還遇到了以下障礙：(1)不能起訴全國的酒廠和這個行業，雖然它們存在同樣的問題。因為我國的民訴法未賦予公民公益訴訟的權利。(2)賠償金額如何確定。我國法律沒有制定這樣一個公式，及精神損失如何計算，于是出現了這樣的事例：一個消費者在雪糕中吃出布條后提出“高額”索賠，被認為是敲詐。

　　高河垣：原山西省垣曲地區新城中學教師。

　　1998年3月高河垣在北京中安天平圖書中心購買《走向法庭》一書，竟缺32頁，他在去書店退書的過程中，花了一元錢的往返交通費，提出由商家支付。商家同意退書卻不肯接受高河垣要求退賠一元錢交通費的請求。高河垣向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起訴——我國司法實踐中首例因一元錢交通費而引起的訴訟由此而生。9月7日，高河垣的官司在京勝訴。但高河垣自己為此的投入卻遠遠大于所得。

　　高河垣說，在類似問題上，很多商家泰然地侵犯著消費者的權利，這一錯誤又存在了很長時間；說明法律存在著盲區或半盲區。

　　丘建東：福建龍巖市職業法律服務工作者(原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技監局副局長)。

　　1996年1月4日，因福建龍巖公話亭未執行原郵電部夜間、節假日長話收費半價規定，多收丘建東0.60元，于是丘建東援引“消法”第49條要求加倍賠償，案值1.20元，并要求摘下老的、未載入半價規定的資費表，還要求賠禮道歉。因種種原因撤訴了。當時邱建東受到多種干擾，比如單位領導就找他談話說：你是我們單位的職工，你與人家打官司，對方單位的領導來找我們了。

　　賈廣恩：就職于河南省新鄉市國家安全局。

　　新鄉有線電視臺在轉播電視節目當中，無休無止插播大量廣告，影響了消費者觀看電視節目，為此賈廣恩1997年告上法庭，但敗訴。當地檢察院已提起抗訴。

　　賈廣恩聲明告狀實乃被逼無奈之舉。他為收看當地有線電視臺，交了初裝費和月租費，認為不應在觀看時被大量插播的廣告打擾，但先后給有線電視臺寫的兩封信、打的多次電話，均被置之不理。于是在第三封信中氣憤地表示：你們不顧消費者的合理要求，我將拒交收視費。這次該臺反應迅速，來人將其電視掐斷，使其這一年、包括春節都沒看成電視。

　　后雖經原廣電部干預，賈廣恩又看上了電視；但該有線電視臺采取報復手段，并威脅賈廣恩如不照辦，還要掐他的電視。

　　賈廣恩說：“無奈到法院，到法院更無奈。”因為法院判決：一、雙方構不成法律關系。二、被告違反行業規定已受行政處罰，與原告就沒關系了。訴訟請求被駁回。

　　劉暉：安徽省黃山區黃山書畫院院長，國家一級畫家，因善畫黃山迎客松被譽為“松王”。

　　劉暉說，黃山作為舉世聞名的風景旅游勝地，有其特定的地理方位和區域范圍，但鄰近的徽州地區發現黃山市這塊牌子有利可圖，不顧法規和基本地理歷史文化常識，于1987年將區域范圍很大的徽州地區均命名黃山市，撤消了1983年新生的黃山市，把黃山市的牌子掛在遠離黃山南門79公里，北門135公里的原徽州的中心屯溪。于是屯溪火車站、飛機場、賓館、飯店等單位都以“黃山”命名，很多游客均誤認為屯溪就是“黃山”，被蒙得團團轉，徒耗許多金錢、時間和精力。

　　劉暉奔走呼喚、秉筆直書，向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新聞界反映徽州改名黃山市帶來的嚴重后果，指出發展旅游應該把廣大旅游消費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黃山市名必須標準化、規范化。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但被本地政府斥為是歪門邪說，是擾亂人心、干擾穩定、破壞發展。

　　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楊洪逵表示，參加這個會議特別受感動，沒想到消費者維權這么艱難：“勝得悲壯，敗得光榮”。也反映了現行法律中存在的問題。很明顯的一個就是：公民訴訟難。因為在以上案例中，公民作為個人是非常弱小的，而對手則是強大得多。

　　楊洪逵分析訴訟之所以這么難的原因，從表面上看：一、現行法律概念的不確定性，如北京東城、西城兩區對同一性質的案件，判決結果不同；二、現行法律、法規不配套，對同一問題的規定有所不同，因此法院執法上會遇到難題。從深層次上看，是由于法律文化造成的。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法官只能按法律規定嚴格執法；而在判例法國家，法官有創造法律的功能，面對訴訟，不需要等待立法去解決，也不會出現“東城、西城”那樣的兩個判決結果。

　　楊洪逵說，事實上，法律不是專家研究、理論家杜撰出來的，它的進步是人們群眾推動的。而且，這么多維權人士的涌現，也說明了我國法律的進步，這種狀況在“消法”實施前是不可想象的。

　　楊豎昆認為南非的一家消費者組織對自己的定位很準：法律的催生婆。消費者的訴訟無論輸贏，都將對法制建設起到了推動作用。

　　公益維權也好、利益維權也罷，他們的行動只要效果上能夠維護消費者的權益，我們是否還需要考察他們的動機。

　　此次座談會以“公益維權”為題，表明意在將這些維權者與公然宣稱“為掙錢”的王海之類利益維權者加以區別。

　　圍繞該不該狀告酒廠，王英有過猶豫、周圍親友也存在不解：人已死還費勁打官司是否值得；為何不采取其他相對容易的方式，比如向有關單位或媒體反映。最終王英認為，她打官司是為了廣大活著的消費者，通過法院判決達到的效果最好。

　　有人說劉暉是中國第一大傻瓜，放著國家一級畫家、“松王”不做，卻將絕大部分精力放在與己無關的“告狀”上？但劉暉感到欣慰的是，他反映以后，與井岡山、華山、泰山等名山相鄰的地區也想“借名生財”，卻未獲批準。

　　有人勸賈廣恩：你打著狼，大家吃肉；打不著，自己受傷。但賈廣恩認為不能都那么冷漠，而且自己不出頭，也會有別人出來。

　　從經濟角度考慮，高河垣、邱建東打的“一元錢”官司更是得不償失。

　　高河垣說，如果他自己丟了10元錢都不會花1小時去找。同時，他認為王海自有存在的道理，只有采取企業化的運作，才能有保證持續維權的物質基礎。

　　丘建東認為要采取和風細雨的方式促進消費者的維權事業。鑒于成本較高，他選擇每年打一個官司的方式，至今五年共打了6個官司。

　　民法專家何山說，在“打假”中，確實出現了兩類人物：以獲取報酬為目的王海和以公益為目的郭振清。何山認為這兩類人物都是社會需要的，他都表示高度贊賞和喜歡。因為這涉及民法的重要原則：尊重當事人的意愿，而且這兩種行為的效果均能推動“打假”及維護消費者權益；就像按勞取酬與義務勞動并無矛盾一樣。

　　楊洪逵同意何山的觀點。他說，王海之所以受到那么多非議，是當初的一個字用壞了。其實王海不是“知假買假”，而是“疑假買假”。王海根據自己的消費知識，懷疑商家出售的是假貨，要通過有關鑒定及法律認定，風險是很大的。在這方面，王海沒有可指責之處。

　　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王海明表示贊同兩位法學家的觀點，而且更倡導王海式的維權。因為“三個和尚沒水吃”暴露了人的本性，而為己利他的社會效果永遠大于無私奉獻。王海為私利打假更有持久性，對社會的效益也會更大；而為公益維權缺少個人利益的強大動力，難以持久。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認為，辨別買了假貨的王海是否為消費者的做法是荒誕的；“消法”應將雙方改稱買方、賣方，只要買了假貨就可索賠。而且，他不贊成將崇高的目的加以強調，因為法律是不管思想的。

　　周孝正認為今天到會的幾位維權者的主要意義分別在于：王英：化悲痛為力量，賈廣恩：揭露了先進傳播手段中的丑惡現象，高河垣：維護自己的尊嚴，邱建東：挑戰壟斷，劉暉：制止政府欺詐及保護傳統的徽商文明。

　　楊豎昆表示，幾位專家的意見為中消協今年評選“十佳”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是否不以境界高低、而以社會效果為標準。

　　國家工商局消保司副司長劉小平則認為，更應該倡導公益維權。因為其效果更好、境界更高，維權者不單考慮經濟利益，還涉及了法律制度等方面；他們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我們每一個人，而且通過犧牲個人利益喚起了社會覺悟。(記者朱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