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專欄作家 曹中銘

　　嚴刑峻法常常被提及，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常常走偏。對于我國資本市場而言，需要的又不僅僅只是嚴刑峻法。

　　龍年春節前夕，中國證監會主席人事出現變動。高層決定，由吳清擔任中國證監會主席。該消息也讓市場頗感突然，畢竟其時已臨近春節。對于每屆證監會主席上任，市場不僅充滿期待，同時也不乏寄語。

　　從履歷上看，吳清曾經有過在證監會履職的經歷，且擔任過不同的職務。盡管此后離開了證監系統，但與此前其他歷任證監會主席相比，個人以為吳清更了解我國資本市場，也將會更快進入角色。

　　對于我國資本市場而言，吳清擔任證監會主席，顯然是在一個較為“特殊”的時期。近些年來，我國資本市場表現持續低迷，特別是去年8月份之后。雖然諸多利好不斷出臺，但具有“風向標”之稱的上證指數猶如“掉了線的風箏”，持續下挫，整數關口的保衛戰也從3000點一直打到了2600點。而伴隨著股指下跌的，則是千千萬萬投資者財富的大幅縮水。

　　我國資本市場持續多年低迷，市場人氣渙散，個人以為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市場融資過度（既包括新股IPO，也包含再融資）、投資者保護不到位、違規成本低等。因此，對于資本市場而言，大幅提高違規成本，在資本市場實施嚴刑峻法已時不我待。

　　新版證券法頒布實施后，盡管市場違規成本有所提高，但顯然還遠遠達不到震懾鋌而走險者的程度。以上市公司信披違規為例。此前信披違規頂格處罰不過六十萬元，如今已大幅提升至一千萬元，但市場上信披違規行為仍然不少。這也從側面說明，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處罰，并不足以讓違規者感到痛。

　　在美上市的瑞幸咖啡因財務造假22億美元，最終被罰了112億美元，并被勒令退市。A股市場的康美藥業財務造假300億元，被罰款60萬元，結果還“活”得好好的。這就是兩個市場的差別，既包括監管，也包括違規成本。

　　嚴刑峻法常常被提及，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常常走偏。當然，能否真正做到嚴刑峻法，也并非證監會一個部門的事情，需要立法機關的與時俱進。

　　對于我國資本市場而言，需要的又不僅僅只是嚴刑峻法。首先，所有不公平的規章制度都應該被徹底改變。以轉融通為例。此前，處于鎖定期的員工持股計劃等持股，以及限售股等是可用于融券的，如此規定明顯有違市場公平原則，也非常不合理。既然處于鎖定期，既然是限售股，那么就不能進入流通領域，包括用于融券。但此前監管部門卻沒有將該通道堵死，結果造成眾多不能流通的股份上市流通，某些利益集團或能從中賺得盆滿缽滿，但資本市場卻為之付出了代價。

　　除了轉融通外，像量化交易等都應該被禁止。監管部門一方面倡導價值投資、長期投資、理性投資的投資理念，一方面又欲發展量化交易，這其實是非常矛盾的。而且，量化交易對中小投資者也極為不公平。消除市場上所有不公平的規則，才有可能恢復投資者的信心。

　　其次，對重要股東減持亂象需要下重手。滬深股市持續低迷，重要股東（特別是民營企業的重要股東）的減持難辭其咎。全面注冊制后，由于條件更加包容，門檻更低，新股IPO排隊再現“堰塞湖”現象。而某些企業上市的目的非常“單一”，并非為了做大做強，而是為了股份能夠高位套現。

　　把資本市場當成“套現場”、“提款機”，這顯然為市場所不容。由于新股掛牌越來越多，也催生出起來越多的限售股，巨量限售股解禁后，對市場所形成的沖擊是不言而喻的。而現行的減持規定，已無法扭轉這種沖擊。

　　個人建議，上市公司所有發起人股東的減持，都應該與現金分紅掛鉤。比如可規定，累計現金分紅金額占融資額（IPO與再融資的累計金額）的比例，即為發起人股東（包括小非）解鎖股份的比例。將現金分紅金額與減持掛鉤，既可讓上市公司回報股東更加積極，也可將那些無業績與成長性的企業擋在資本市場的大門之外，讓其知難而退。而且，那些盈利能力不足，缺乏分紅能力的上市公司股東，也將無法肆意減持股份了，反過來將倒逼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與經營業績。限售股減持少了，市場資金面的壓力必然大為減少，市場活躍度提升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其三，樹立“財務造假即退市”的監管理念。當前資本市場實施財務造假的上市公司堪稱多如“牛毛”。來自證監會的通報顯示，近三年，證監會共辦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法案件397件，其中，財務造假案件占203件，占比51.13%。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占比上看，實施財務造假的上市公司都不是小數目。

　　數據也催生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上市公司實施財務造假？顯然，這已不能用違規成本低來“背鍋”了，而是監管出了問題。一是現行滬深交易所《上市規則》對于財務造假退市設立了非常高的門檻。一家上市公司因財務造假退市，其營收、凈利潤、利潤總額、資產負債表中的任何一項，須同時滿足連續2年虛假記載、合計達到5億元以上、且占比超過50%這樣的條件。很多中小企業根本達不到上述標準，也意味著即使其連續多年實施財務造假行為，也不可能因財務造假退市。

　　二是監管缺失或缺位。造假退市除了用數據設立標準，現行退市制度中，還設置了重大信息披露違法的條款。但這一條款卻很少被啟用。

　　個人以為，上市公司實施財務造假，既要看時間連續性、金額的大小，更要注重造假的性質。主動實施財務造假的上市公司，無論其時間長短，金額大小，都應該啟用重大信息披露違法的條款，啟動強制退市程序。樹立“財務造假即退市”的監管理念，看還有哪個上市公司敢以身試法？

　　其四，向成熟市場學習與借鑒，建立更多傾向中小投資者的機制。中小投資者是我國資本市場的弱勢群體，在市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股市持續低迷，投資者保護不到位難辭其咎。在資金、信息、研究、投資、決策、維權等幾大選項中，中小投資者在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占有優勢，這也是其處于弱勢地位的基礎。

　　盡管中小投資者處于弱勢地位，但個中并非不存在運作的空間。比如在交易制度方面，印度機構投資者實行T+3，中小投資者實行T+0。其機構有資金等方面的優勢，散戶有交易上的優勢。如此不對稱，能夠彌補散戶的劣勢。個人以為值得借鑒。

　　再如在維權方面，一旦上市公司因違規違法行為導致投資者出現損失，投資者要維權，難免出現單打獨斗，或委托律師訴訟。個中不僅時間漫長，且訴訟是否成功也沒有保證。此時，中證投服中心就應該主動站出來，履行一名股東與投資者保護者的角色。

　　(本文作者介紹：獨立財經撰稿人 在三大證券報等多家媒體發表文章數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