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欺詐發行者及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卻是A股市場必須面對，必須拿出答案的一個問題。

　　最近，證監會副主席王建軍“以投資者為本”的表態受到市場的廣泛關注，在隨后證監會召開的2024年系統工作會議上，也強調“要突出以投資者為本的理念”。 “以投資者為本”成了當下市場的流行詞。

　　證監會副主席王建軍在提出“建設以投資者為本的資本市場”時，還特別提到“必須依法全面加強監管，特別是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管”。為此王建軍副主席強調，要進一步健全資本市場防假打假制度機制，保持“零容忍”高壓態勢。對于欺詐發行等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的違法行為，堅決重拳打擊，讓其“傾家蕩產、牢底坐穿”。對參與造假的中介機構一體追責，讓其痛到不敢再為。正是基于王建軍的這一表態，讓欺詐發行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的說法，連同“以投資者為本”一起，受到市場的關注與熱議。

　　王建軍副主席關于讓欺詐發行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的說法其實也代表了廣大投資者的心聲。但如何讓欺詐發行者及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卻是A股市場必須面對，必須拿出答案的一個問題。

　　雖然對于一個嚴刑峻法的市場來說，要做到這一點并不難。如美國市場對安然事件的處理是真正讓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其中，安然公司CEO杰弗里?斯基林被判刑24年并罰款4500萬美元；公司創始人肯尼思?萊雖因訴訟期間去世被撤銷刑事指控，但仍被追討1200萬美元的罰款；安然公司的投資者通過集體訴訟獲得了高達71.4億美元的和解賠償金；三大投行花旗集團、摩根大通、美洲銀行向安然公司投資者分別支付了20億、22億和6900萬美元的賠償罰款。

　　但對于A股市場來說，讓欺詐發行者及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卻還沒有這樣的先例。在欺詐發行案件中，判得最重的是綠大地的原董事長何學葵，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并處罰金60萬元，這與“傾家蕩產、牢底坐穿”的要求還相距甚遠。實際上在一些欺詐發行案中，有關當事人仍然還是欺詐發行的受益者。坐幾年牢就可以獲利幾億甚至更多，這是絕大多數人都樂意做的一件事情，哪怕是替人坐牢也是值得的。所以，對于A股市場來說，如何讓欺詐發行者及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是一個需要正視與解決的現實問題。那么，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本人以為，關鍵是要解決這三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要完善立法，要從立法的層面保證可以讓欺詐發行者及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在這一層面上，《證券法》在欺詐發行問題上基本上可以做到讓當事人“傾家蕩產”，比如，對發行人處以非法所募資金金額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罰款；發行人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從事前款違法行為的，沒收違法所得，并處以違法所得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罰款。如果執行頂格處罰，是足以達到“傾家蕩產”的效果的。

　　但有的違法犯罪行為，《證券法》的處罰力度還有不夠的嫌疑。如違規信息披露，《證券法》規定，信息披露義務人報送的報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的罰款。最高一千萬元以下的罰款，顯然不足以讓違規信息披露者傾家蕩產，更何況對主要責任人的最高處罰還是在500萬元以下。

　　而《證券法》的這個問題在《刑法》同樣存在。如對欺詐發行股票罪的定罪，數額特別巨大、后果特別嚴重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這里五年的起點明顯太低，至少應該調到十年以上，主要罪犯的判刑更是應該達到20年以上。

　　其次，是從嚴執法的問題。畢竟立法留給執法者的“自由發揮空間”有很大。比如很多違法違規行為，《證券法》給予的處罰是“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在這里，一倍處罰與十倍處罰的執法力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按頂格處罰就是嚴懲，而按低點處罰，或許就是對違法違規行為的縱容了。因此要做到讓欺詐發行者及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傾家蕩產、牢底坐穿”，那就必須要從嚴執法，依法嚴懲違法犯罪行為。

　　其三，是要切實賠償投資者。賠償投資者不只是保護投資者利益，同時也是對欺詐發行者及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的一種重罰。畢竟在欺詐發行案與一些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的大案中，對投資者的賠償金額通常都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少則幾個億，多則幾十個億。落實對投資者的賠償，足以讓欺詐發行者及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傾家蕩產。如美國安然案對投資者的賠償高達71.4億美元，這足以讓某些嚴重損害投資者利益者傾家蕩產。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評論員，二十年的股市磨練，練就了對股市獨到的眼光與見解，著有《輕輕松松炒股票》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