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張斌

　　2023年宏觀回顧——需求不足

　　如果用一個詞總結2023年宏觀經濟，應該是需求不足。中國宏觀經濟自2021年來就常常面臨需求不足的問題，2023年進一步凸顯。

　　需求不足的判斷依據并不是增速的高低，而是供求力量的對比。市場供求力量的衡量標準有兩條：一是物價水平，二是勞動力市場表現。

　　物價方面，2023年物價水平低迷，CPI上漲0.2%，PPI下降3%，核心CPI連續四年低于1%且相比于2022年進一步下降。

　　勞動力市場方面，調查失業率數據略好于2020年，但仍高于疫情之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者就業壓力較大。同時，過去一年農民工工資的增幅也相對較低。

　　有部分聲音提出，中國2023年全年GDP增速為5.2%，與其他大型經濟體相比增速并不低，但為什么經濟的微觀體感不是很好？

　　事實上，2023年名義GDP增速為4.6%，較2022年下降0.2個百分點，在過去二十年中僅高于疫情暴發的2020年；另一方面，2023年居民收入、企業利潤與政府稅收的增幅也處于近20年來的較低水平，經濟體感相對較差。由此來看，微觀感受與宏觀數據其實是一致的。

　　用反事實分析的方法來看，假設中國能夠走出需求不足，把核心CPI控制在2%，即溫和需求水平，那么基于歷史數據粗略估算，得到的結果是實際GDP增速將比現實水平高出1.4個百分點，名義GDP增速將比現實水平高出3個百分點，這大約對應著名義GDP提高3.8萬億元。具體來說，居民收入將增加2.3萬億元，企業利潤將增加9000億元，政府稅收將增加6000億元，經濟增長狀況將大不相同。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23年經濟面回升向好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這些困難和挑戰中，擺在首位的是需求不足。如果能夠解決需求不足問題，其他問題都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被緩解。

　　比如，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提振需求能夠對化解產能過剩形成強有力的支撐，自然而然地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同樣，對于社會預期偏弱問題，如果企業能夠有更高的盈利水平，勞動力就業更加容易，居民收入更高，對未來的預期更好，自然就有利于改善社會預期，強化信心。

　　各個部門的收入提高之后，解決風險的能力也能夠提高。如果能夠解決好經濟發展問題，做好自身的經濟工作，這對于緩解外部沖擊而言是最好的良藥。因此，可以認為中國經濟當前最突出的矛盾是需求不足，解決了需求不足問題，其他很多困難和挑戰也會大大緩解甚至消失。

　　接下來探討具體是哪一部分的需求不足。

　　傳統上，可以將總需求分解為三大部分，分別是消費、投資和進出口。細分之后可以發現，2023年我國消費增幅高于經濟增幅，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上升，出口和投資的貢獻在下降。

　　總需求還可以按照私人部門與政府部門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由私人部門帶來的支出，另一部分是由政府主導的支出。其中，政府主導的支出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廣義政府支出，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也就是所謂的“四本賬”，另一部分是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項目。我國基建投資雖然部分是由私人部門參與，但大部分是由政府部門主導。

　　2023年政府的兩部分支出合并之后，增速為2.4%，而私人部門投資與消費的增速為5.1%。由此可見，2023年政府支出增速低于全社會平均水平、低于私人部門的增長水平，政府部門的需求收縮對需求不足現象有明顯影響。作為對比，2013~2019年，政府支出增速平均比私人部門支出增速高1.3個百分點。

　　如何理解總需求不足的現象？可以從兩個層次解釋。

　　一是市場自發力量偏弱。在市場需求本就偏弱的情況下，疫情令很多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受到較大損傷，也令市場心態受到損傷，疫情的傷痕效應仍然存在。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面臨空前挑戰又為總需求帶來較大的負面沖擊。二者相疊加，導致市場自發需求增長的力量較為薄弱。

　　二是逆周期調節未形成完全的對沖效應。從政府支出角度看，廣義政府支出的“四本賬”合計為36.7萬億元，同比增速為-1%，而根據2023年初政府工作報告測算出的廣義財政預算支出增速應為7%。

　　從貨幣政策角度看，央行多次降息，但名義利率下降幅度不及價格水平下行，真實利率明顯上升，遏制了需求擴張。政府、企業和居民的支出都偏弱，而名義收入由支出創造，支出偏弱意味著名義收入不足，在這樣的循環中，形成了需求不足的局面。

　　實現合理經濟增速的政策組合

　　對于當前的經濟現狀，有人持悲觀態度，但我認為中國當前面臨的挑戰并非真正困難的挑戰。真正困難的挑戰是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生產力落后、供給不足，這些問題往往需要花費較長時間解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挑戰并不在供給端，不是生產效率的問題，也不是資源配置的問題，盡管在這些方面中國也存在不足，但并不突出。中國當前階段最為突出的問題是支出層面，是如何提高支出、走出需求不足。對此，需要在政策上進一步發力。

　　基于過往經驗，我們對走出需求不足所需的政策力度進行了相對保守的測算：假設2024年經濟增長目標為實際GDP增速5%，GDP平減指數1.5%，GDP名義增速目標6.5%，想要實現這樣的增速目標，需要廣義政府支出不低于名義GDP增速，廣義政府舉債約不低于11萬億，保持8%左右的廣義赤字率。這一政府支出水平有助于經濟更加穩妥地走出需求不足的困境。此處的廣義政府舉債增長，包括了政府“四本賬”支出，但不包括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支出。

　　11萬億占GDP比重不高，并不存在“寅吃卯糧”的問題，也不會擠出私人部門，相反，政府支出能夠創造私人部門的收入，更多的是擠入效應。未來如果將我國的廣義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維持在目前水平，對應的赤字率約在6%~7%之間。在采取逆周期政策期間，赤字率可顯著高于這個平均水平，并不會提高長遠的公共債務率水平。

　　貨幣政策方面，有三點建議：

　　一是向市場明確宣布核心CPI達到2%的目標，并且表達得越明確、越堅決，效果就越好，能夠有效地改變市場預期。通俗地說，宣布2%的通脹目標相當于告訴居民物價將會上漲，有助于鼓勵居民在當期消費；相當于告訴企業物價將會上漲，未來收入將會提高，同時成本也會提高，所以需要盡快投資；相當于告訴儲戶儲蓄會貶值。因此，這一宣示能夠增加消費、增加投資、減少儲蓄，這也是國際通行做法。

　　二是大幅降低政策利率，壓低真實利率。市場自發需求的擴張離不開價格杠桿，價格杠桿就是真實利率。

　　三是全年大概需要2萬億~3萬億的PSL，用以支持城中村改造、保障房建設和 “平急兩用”三大投資，并將社會融資規模增速目標保持在11%以上。

　　除此之外，還需要恢復房地產市場的活力，當務之急是恢復房地產企業的現金流。可以通過取消限購、降低房貸利率、對首套房購房者采取優惠貸款利率、幫助開發商化解商住樓及車位等沉淀資產等措施，改善房地產企業現金流。還可以通過注入政府信用，阻斷銀行等金融系統對房地產企業的“擠兌”，幫助房地產企業恢復正常融資渠道。

　　上述三方面政策綜合發力，能夠幫助中國經濟走出需求不足，實現合理增速。

　　制造業投資與產能過剩問題

　　在成功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制造業的產業升級過程往往呈現出較強的規律性。

　　第一條規律是制造業在經濟活動中的占比會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均收入增長而呈現出“駝峰形”變化。

　　在不同國家的“駝峰”中，駝峰高點往往對應著8000~9000美元的人均收入和30%~40%的制造業增加值比率，超過這一峰值之后，制造業活動在經濟中的占比就開始下降。

　　第二條規律是制造業有著相似的產業升級軌跡，都是從起步階段的紡織產業，到能源、動力工具和基礎設施，再到大規模的生產工具、鋼鐵、機床和裝備制造，最后是通信、計算機和生物醫藥等高科技產品。

　　無論是駝峰形的變化規律，還是產業升級的具體路徑，中國同高收入國家都高度一致，并無特殊之處。中國制造業的成功，在于這一市場是最開放的市場、最充分競爭的市場，也是最具有激勵機制的市場。我們有著非常獨特的規模效應，我國制造業在GDP中的份額變化同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高峰期過后十年的變化情況很接近，并沒有更大幅地退出制造業、未出現過早去工業化的問題。

　　產能過剩不等于資源錯配，也不等于效率損失。學術界對于產能過剩問題開展了較多研究。

　　林毅夫教授較早地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解釋，他認為這是一種潮涌現象——后進國家容易對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一擁而上地學習，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容易出現對一個產業的過度投資。所以，對一個產業的共識和信息不對稱導致了這種現象的產生。

　　林毅夫教授的一名弟子徐朝陽對這一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發展，我將其稱為“黃雀理論”，也就是從企業微觀決策的角度看，假設所有企業對某一產業的發展趨勢形成了共識，但對于產業形成收益的具體時間點尚不清晰，那么比較成熟的高效率企業往往會選擇觀望，等中低效率企業入場甚至覆滅之后再進入，其間必然出現產能過剩。

　　但這種解釋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為什么會有企業甘愿冒險當“炮灰”呢？目前對于這一問題在理論上還沒有非常完整的解釋。

　　雷軍提到的風口理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進行回答：之所以有人愿意當炮灰，是因為當一個產業被認同為朝陽產業時，最優惠的政策、最便宜的資金、最優秀的人才都會向這個產業集中，對于企業而言，如果投資，那么可能會失敗，但如果不投資，就會離前沿技術越來越遠，那么必然會失敗。因此，在風口出現時，哪怕入場之后的結果有可能是成為炮灰，企業也仍然會選擇入場，而這些選擇都會帶來產能過剩。

　　不過，這種產能過剩并不是資源配置的失效。此外，對于政府出臺的一些補貼政策，如果出現使用不當的情況，也會帶來產能過剩，需要采取措施進行調整。應對產能過剩，不能一味地限制加入行業的企業數量或者限制產能，應該更多倚重于減少補貼政策，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是一家非官方、非營利性的專業智庫，定位為“平臺+實體”新型智庫，專注于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