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周天勇

　　讀友甲：周教授，您為什么要研究二元體制經濟學？

　　答復：   與單一計劃經濟國家、成熟市場國家、向市場經濟邁進的發展中國家和計劃向市場瞬時轉軌國家都不相同、中國是一個計劃向市場漸近轉軌的經濟體，我們已經漸近轉軌了45年，完全轉軌到市場經濟，可能還需要10到15年的時間。這種特殊的經濟體，需要用特殊的經濟學理來解釋。

　　讀友乙：您因何認為現代經濟學中為市場經濟國家和經濟發展中國家計算經濟增長的索洛模型和喬根森模型，不能用來計算中國的經濟增長？ 

　　答復： 計劃與市場并存體制安排和變化，必然要影響到國民經濟生產、分配和支出及其增長，索洛模型和喬根森模型是有關流動實體性變量按照一定的數理邏輯關系組合起來的算式，其中并沒有這種體制安排和變化內生并非流動實體的變量，但問題是在中國體制確實在影響著效率和產出。

　　讀友丙：體制安排和變化確實不是投入要素、產出、收入和支出等這樣的流動實體變量，您怎么就能夠把其變成可計算的變量呢？

　　答復：   這個思路我的確思考了多年，后來試著看能不能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些同發展水平的市場經濟國家農業就業占總就業比率、市場經濟國家土地利用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占GDP比例、居民房價收入比、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例，聯合國人居署倡議居民房價收入比，還有我國競爭性企業資本利潤率，等等都看成是標準值；將我國有關的這些數值看成二元體制實際值；其相減為二元體制差值。差值這一變量，就可較綜合和較為精確地測度體制安排和變化對投入、產出、分配和支出等等的影響。這一變量，可以與流動實體變量一起，按照一定的數理邏輯，內生地組合到生產、分配和需求函數之中。

　　讀友丁： 閱讀您的書時，講到二元體制還有開關變量，是0或者1，為什么不是上述標準值與二元體制實際值相減連續性的差值呢？

　　答復：  二元體制中還有這一些安排，比如城鎮國有土地和城鎮居民住宅可以交易，但農村居民住宅和土地不可以交易。這是一種絕對性的體制安排，即YES，或者NO。它如國民經濟運行中渠道上開關閘口，是打開，或者關閉。打開的城鎮部分，創業投資股份等之本、抵押融資、生產物品、分配收入、需求支出、貨幣流動等等順暢；而農村和城郊部分則是關閉的，無創業投資股份等土地房屋之本，無法抵押融資，非農業產出受限，無財產性收入，投資和需求支出微弱，貨幣無法理想地流動到農村城郊農民之中。因此，需要用此變量計算關閉或打開造成的增長潛能和獲得的增長潛能。

　　讀友戊：您在研究過程中零到市場價格溢值的發現是指什么？

　　答復：   中國二元體制經濟中，原有無價格的土地或者房屋一旦放開交易，擁有者真要交易，則土地和房屋發生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購進者要有一筆支出，銷售者要有一筆收入，按照生產法、分配法和支出法GDP核算，需要計算分配和支出領域新得到的財富，但它不是生產出來的，于是其隱含在了“余值”中，但學界將其當成了廣義技術進步獲得的產出和增長。（實際核算中土地零到市場價格溢值被統計部門列房地產行業和金融行業直接計算到生產增加值里了）

　　      讀友己：讀您的書，說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中，還有一部分是要素配置和使用生產率提高得來的，是這樣嗎，為什么？

　　答復：   是的，比如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勞動和請假體制廢除后，農民可以自主流動配置到城鎮和工商業中務工，勞動力數量沒有變化，但勞動生產率提高；  比如工廠統收統支統購統銷平均分配體制時，工廠原來機床和生產線規定8小時工作，但實際有效工作時間只有5小時，次品和廢品率很高。體制改革后，其保證有效生產時間8小時，并且次品廢品率大大下降。資本投入數量沒變，資本生產率提高。這不是廣義技術進步形成的，而來源于改革。

　　讀友庚：您說的體制剩余是什么？

　　答復：    您可能學習過發展經濟學，其中有農業部門有剩余勞動力，其所指的是二元結構性剩余勞動力。但體制性剩余勞動力，不是一個國家從落后向發達轉型時，農村中存在的工作不足的勞動力，而是指因為體制戶籍等安排，與人均GDP發展水平相近國家農業就業占總就業比10%相比，我們為24%，差值乘以73000萬總就業勞動力，有10220萬體制性剩余勞動力。假如發達國家農業就業比率為5%，這些發展水平的國家為10%，其余的5%才是結構性剩余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在中國都存在巨額的著體制性剩余，未來增長的潛能，就來自于體制改革將這些體制剩余釋放出來。

　　讀友辛：有學者說，現在人口收縮，勞動力減少，只要有高素質的人口，還有智能機器人，數字要素等，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產率，您認為如何？

　　答復：  與沒有進行人口管制國家相比，除了勞動力負增長外，人口收縮會形成需求側的負增長。因為增長有需求的邊界，人口是生產品消費的基礎，數字也會被消費，但絕大多數消費需求還是普通的吃穿、用品、居住、出行等。人口減少，這些普通GDP也會減少。

　　還有一個問題是，智能制造、數字要素、平臺經濟等等，也可能會創造巨額的GDP。即使這樣，從居民分配和消費來看，能夠掌握和入股數字要素、智能制造、網絡平臺等新產業的可能還是少數，目前收入水平還很低占總人口34%的農村農民和18%的城鎮常住流動人口，與此好像關系不大。現在最為關鍵的是，收入方面還是這些人的水平較低，消費方面還這些人的支出能力不足。

　　讀友壬：有的學者提出，中國未來還是要從提高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找中高速增長的出路，您認為是否可行？

　　答復：  現在一個重要的指標是，按照格羅寧根大學計算并外推，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到2022年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平均為0.6%，但21世紀后20年以來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長率為-0.6%。如果恢復到0.6%，需要翻番提高1.2%，難度較大，但可以努力。然而，將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從-0.6提高到3.5%左右，幾乎沒有可能性。

　　讀者癸：一些讀者給我說，您的這本書模型分析中，沒有競爭主體糾正、沒有涉及價格變動和替代彈性等，他們的看法有沒有道理？

　　答復：   我要說明的是，我的假設是，體制安排是剛性的，它本身沒有公開和法律認定的價格；體制安排使然，利益最大化去糾正體制扭曲，成本高昂、風險極大并可能違法。如給體制執行者支付租金，可以進行糾正，但一旦尋租者出事，支付租金者也會出事。還有比如，市場需求和價格調節有一塊閑置土地可以用來投資建設創業，但過些時候以違建為由被拆除了，則血本無歸。當然，體制安排創造了許多尋租機會，有些也通過支付租金，獲得了糾正扭曲帶來的利益。然而，尋租加大了經濟運轉的成本，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效率，其違背體制安排形成的利益常常不能平衡效率損失和租金支出成本。

　　讀友子：有的人士認為，目前仍然需要積累、投資和建設，才能拉起經濟增長速度。您覺得如何？

　　答復：  現在關鍵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費和民生支出等比例占GDP與同樣人均GDP水平的國家低得多。比例不協調，說明GDP中城鎮公共基礎設施、交通道路設施、城鎮中公共建筑的比重太大，而居民消費不足使制造產業產能過剩往外轉移。這樣的結構和建議，可能持續不下去。

　　讀友丑：您認為，中國還能有中高速增長的潛能嗎？

　　答復：   中國未來有中高速增長的潛能，對此我非常確定并且堅信。 本書的分析認為，從生產和財富 方面看，通過要素市場化改革，盤活和釋放巨額的體制性、資本和土地要素；推進城鄉土地和農村住房宅地資產化改革，將其財富化，獲得零到市場價格溢值；通過技術創新、技術產業化從生產側提高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通過需求擴張消除生產過剩，提高技術裝備和技術人員的利用率，從需求側促進廣義技術進步生產率提高。再加上提高國土建設用地利用率，調水增地，從投資和生產兩個方面形成增長潛能。因而，未來11年中，經濟增長達到中位年平均5.5%的速度是個大概率的展望。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