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筆者為研究中國二元體制經濟，寫了一篇感言。記述了自己從事此項研究的起因、過程和結果。擬在公眾號中連載，今天發出之五。請朋友們批評指正。

　　2020年時，筆者感覺到，計算一個經濟體的產出和增長，類型和體制不同，所用的數理邏輯和分析方法可能也會有所不同。

　　計劃經濟體制，資源由中央機關集中統一配置，即使有價格也由計劃確定，在求出各個產業產品間的投入產出消耗系數后，利用列昂節夫投入產出表就可以計算各類資源的投入和最終的產出。

　　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供求和價格機制配置資源，每個競爭主體都為利益多少而行動，假定供給能夠自己創造需求，最為簡單和經典的刻畫算式就是索洛產出和增長模型。

　　對于一個農村農業向城市工業轉型的經濟體，由于大量的農村人口和結構性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和工商業遷移和流動，揭示其數量關系的是劉易斯到喬根森等結構轉型的增長模型。20世紀30年代末，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生產過剩大危機，凱因斯認為發生了市場失靈和流動性不足，國家宏觀方面需要進行需求管理。包括工業化初的發展中國家，需要投資加快經濟增長。適應于此，也有了哈羅德—多瑪等注重國家影響投資的增長模型。

　　然而，用上述這些增長模型來解釋和推演中國經濟的過去和未來，都程度不同地出現了實踐和學理方面的不適應性。

　　這給我們提出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究竟是一個什么樣類型，更具體地講是一個什么樣經濟體制的國家？比喻一下，羊和馬的能量和動力系統肯定有重大的區別，用羊的能量轉換和動力模型去解釋并預測馬的過去和未來，毫無疑問，顯然會有重大的誤差。

　　20世紀中后期開始，許多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OECD的統計將其歸類于體制轉軌國家。世界是多樣化的。絕大多數計劃經濟國家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采取了三年左右時間瞬時轉軌的方式。從經濟學研究的任務看，沒有足夠的數據，也沒有必要去分析和歸納如此短時間內其動態經濟增長的實踐和學理模型。

　　中國與瞬時轉軌不同的是，選擇和走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漸近轉軌的改革道路。2020年時，筆者覺得，應當下一個定義：中國是一個持續轉軌中的二元經濟體制國家。建立其產出和增長歷史和未來內在的數理邏輯分析，可以需要在此基礎上展開。本回短文先不進行數理邏輯方面的討論，只是從定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和歸納。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釋放的機制邏輯。1957—1977計劃經濟年代中，固定資產投資就業勞動力投入等增長幅度都要比改革開放后高得多，但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只有5%。而改革開放后在要素投入大幅度降低的情況下，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要比改革開放前高出一倍。

　　最為關鍵的三個體系性的改革是：承認物質利益。從強調一大二公和無私奉獻，承認企業和個人有各自的經濟利益，鼓勵多勞多得，實行計件工資和超額獎勵，使個人和經營好的企業可以通過勤奮的努力得到更多的經濟紅利。

　　形成競爭主體。勞動者可以自己選擇收入不同的工作，可以進行個體工商創業，可以投資興辦私營企業，也引進了外資企業，擴大國企的自主權，形成了在市場上追求經濟利益的競爭者。

　　構建市場體系。允許農民、鄉鎮企業、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計劃外向市場上出售自己生產的產品，價格可以隨行就市。這樣三位一體機制的形成，使得整個國家的生產力得到極大釋放，效率得到空前提高。

　　  其次，漸近改革的雙軌邏輯。雙軌改革方式，是漸近改革戰略的具體實施。

　　改革先體制外放開，后體制內推進。先放開了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勞動個體自主從事；一部分商品不再通過體制內統購統銷，放開計劃外采購、生產和供應；后給國有企業放權，逐步縮小對體制內招工、采購、生產和銷售規模和范圍的計劃控制。

　　改革從增量入手，到存量推進。如單位新進的員工，能進能出合同制、不準入本地戶籍、績效工資制；單位原有員工，很難隨意解聘、工資按資格年限確定、有諸多單位福利；隨后陸續改革，或者通過退休等方式進行消化。

　　改革在區域方面，沿海先行先試、內陸學習經驗，再向沿邊全面鋪開。如在引進外資進入、改革外貿體制、實行稅收優惠、企業準入放開等等方面，基本都是按照這一順序進行。

　　改革一般是先試點后推廣。比如，企業從過去上交利潤向交納稅收、從產品稅向所得和營業稅、從營業稅再向增值稅改革，就是先在一些企業中試點運行，總結經驗后再向全國進行推廣。

　　再次，改革內容和任務的先后順序邏輯。為什么要梳理這一歷史順序？一是因為產品市場化供求的比例已經達到了95%以上，往往給人們一種市場化改革已經完成的虛幻。二是不同產品的生產中，不同要素和資產投入之間往往存在著組合關聯和替代關系，對效率影響很大的正是不同要素和資產組合之間由于市場化程度不同而導致的扭曲。

　　從大的分類看，有產品→要素→資產前后的市場化改革邏輯。先進行了產品的市場化改革，后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而除了城鎮住宅、商業和寫字樓，以及出讓土地外，大規模土地和農村住宅資產化改革并沒有開始。

　　從小分類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看，有資本→勞動→土地前后的市場化改革邏輯。最早企業所使用的資金，逐步進行了撥款改貸款的改革，90年代末也建立了上海和深圳資本交易所，初步形成了資本市場化配置體系；而隨著20世紀80年代后期農民工外出和90年代中后期國有企業用工制度改革，包括大中專學生分配體制往雙向選擇方向的改革，也基本形成了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的市場體系；但土地要素則形成了城鄉分割、行政征收、壟斷出讓、公益劃撥的配置體系，城鄉統一、公平競爭的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并沒有啟動和推進。

　　  最后，我們來歸納體制轉軌的階段邏輯。這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是一個要經歷三個轉軌階段的特長周期的二元經濟體制國家。

　　  一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發育和釋放階段。時間大約在20世紀的前20余年間。我們確立了可追求的經濟利益，培育和發展了競爭主體，形成和完善了市場價格和數量這樣的資源配置調節機制。這一時期GDP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78%。市場力量對生產力的解放，使我們很快從貧困跨越了溫飽，并且在20世紀末進入了小康社會。

　　  二是計劃與市場二元體制并存膠著階段。實際上，加入WTO開放及相關改革的推動外，加中國城鎮住宅資產化改革，是從20世紀末開始，促成土地和住宅資料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也即土地房屋的貨幣、金融和財富等深化，中國近20時間支撐經濟中高速增長速度的重要動能。然而，這一時期，二元體制并存隨處可見：生產領域中，市場配置為主，但政府配置（如地方城投等）的比例居高不下，甚至有所提高；勞動力配置方面，戶籍為核心的遷移管制仍然存在；資本資源配置方面，信貸和發債存在所有制歧視，越來越多的資本被配置在低效率的國企之中；土地要素配置方面，也存在著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相當多的土地由劃撥所得。

　　三是啟動第四次大力度改革，推動二元體制向社會主義一元市場經濟的并軌階段。根據二十大報告向社會主義市場化方向改革和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需要更進一步地推進金融機構、國有企業、土地配置、農村住宅、收入分配、人口流動等諸多最后并軌所應當深化的體制改革。實際上，中國二元體制轉軌第四次所釋放最大的增長潛能，將來自于未來的體制并軌改革。

　　小結這回短文，就是中國是一個特長轉軌周期的二元經濟體制國家。如二元結構發展中國家，其增長動力來源于農村農業結構性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向城鎮和工商業的轉移一樣，中國相當大的增長動力，則來自于鎖定在二元體制扭曲中的閑置和低效率資源被不斷的改革所盤活，禁錮在體制扭曲中的生產潛能被不斷的改革所釋放。那么，如何在內生的數理邏輯方面對此進行描述，且讀下回分解。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