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姚洋

　　為什么叫中國式現代化

　　要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首先要理解為什么稱為中國式現代化，而不是中國特色現代化。

　　可以對比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我們有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法。這一提法的背景是時存在一個正統的社會主義，即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我們要搞農村改革、城市改革，與前蘇聯模式不同，所以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1987年，我們定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便推進改革。

　　但這次不太一樣，我們沒有稱之為中國特色現代化，而是稱之為中國式現代化。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現代化沒有可以清晰對比的正統模式，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本身就是一個模式，說明我們的道路自信和理論自信往又前走一步。

　　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歷史道路，而且是一種新理論。當然，這個理論是不是完備還可以再討論，也許還有不少值得完善之處，但這個提法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引子，值得我們進一步討論和研究。

　　中國現代化的源起與早期進程

　　既然稱之為中國式現代化，我們就要回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我定義為1860年-1978年。我把這個時間拉得很長，這100多年在歷史上稱為西風東漸，甚至還可以再往前推一點，有不少人把1840年稱為中國現代化的起點，也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盡管第一次鴉片戰爭使我們割讓香港，但國民并沒有驚醒，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火燒圓明園，精英階層才猛醒，開啟了100多年的西風東漸歷程。

　　第二階段是1978年到2017年，是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四十年。

　　從2017年開始，我們又進入新時代。

　　回顧歷史是有好處的，我們就會追問一個問題：為什么叫西學東漸，或西風東漸？這背后是文明的沖突與融合。

　　關于文明的沖突與融合，我們可以把時間再往前拉到過去的兩千年，基本上以北宋為節點，前后打一個對折。北宋于公元960年建立，剛好在中間。北宋之前的一千年，中國不斷上升，在全世界領跑。北宋以來的這一千年，中國出現停滯，甚至倒退。

　　對于外來文化沖擊，在北宋之前就已經存在，主要是佛教的引入。對于佛教，中國花了將近一千年的時間，直到南宋朱熹時，中華文明才把佛教相對和諧地吸納進來，最后能留在中國本土的佛教主要是禪宗。禪宗與中華文明中的老莊哲學很像，這很有意思，到了今天，我們已經忘記了佛教是外來之物，與我們的傳統文化已經融為一體。

　　我們今天還處在西方文化沖擊的過程之中，中國文化還未能把西方文化完全吸收掉。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知識精英才真正覺醒。但他們的認知是中國文化沒有太大問題，制度也沒有太大問題，只不過是技術不如人家。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只派了一艘軍艦就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竟然打進北京，而且火燒圓明園。

　　我們怎么辦？精英和朝廷共同的選擇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從此開始了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到甲午海戰之前，洋務運動的成就很大，中國建立起了亞洲最大規模的海軍。但在日本人面前，這支海軍不堪一擊。事實上，中國海軍艦隊比日本艦隊強大，清廷在朝鮮的駐軍比日本侵略軍要強大很多。但第二年，整個北洋水師在山東威海劉公島被人家全部炸沉，宣告了中國洋務運動路線師夷長技的破產。

　　精英們開始研究日本為什么能突然強大起來，原因是明治維新，即制度的革新，于是中國也想改變制度，于是有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但戊戌變法只有100天就宣告失敗，諸多變法之中唯一保留的就是京師大堂，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學的前身。

　　舊的制度反對變法，我們就要推翻這種制度。于是仁人志士們不斷成立政黨，聯合軍事力量鬧革命。最終在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從理論上說，中國應該由此進入穩定、繁榮的時代，但事實上并沒有。中國接下來不僅出現了袁世凱的復辟，還有接連不斷的軍閥混戰。這讓大家又意識到中國僅僅改變制度還不夠，底層的文化和思想還需要改變，同時還要探索一條更穩定的新發展道路。

　　在這個時間段，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整個歐洲的意志非常消沉，歐洲的知識分子認為西方文明已經走到盡頭。中國也感覺自己的文化走到盡頭，要深挖文化的根子，于是掀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就是否定舊文化，甚至還提出了非常激進的口號——打倒孔家店。

　　在探索新出路的過程中，俄國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邊緣地帶爆發了一場革命，好像一下子就把一個落后的國家變得欣欣向榮。俄國十月革命讓西方知識分子和中國的知識分子都看到了希望，好像西方文化有救了，東方的中國也看到了一條新路。

　　中國比較活躍的學者代表李大釗、陳獨秀等都認為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帶來了一條新路，中國可以借助這一激進的思想徹底改造中國。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誕生。因此，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本身是西方文明對中國沖擊的產物。中國共產黨最后之所以大獲成功，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不僅適應了當時中國的狀況，也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且不斷地革新自己。

　　中國共產黨從創立之日起就自覺地成為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政黨，帶領中國一步步繼續向現代化的方向前進。

　　我們因為距離充滿革命的20世紀太近，所以很多人不容易以歷史的時空觀來評估此事，但歐洲社會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沒有發生過大革命，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西班牙革命，都是長時間的革命。英國革命持續至少半個世紀。法國和俄國大革命前后動蕩時間更長。

　　因為要從古代社會跨入現代社會，難度很大，因為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很長，而且相對穩定。古代社會同現代社會之間的生活方式反差又太大。因此，要打破舊的結構和思維方式很難，舊勢力不會乖乖舉手投降，一定會抵抗，最后只能通過一場接一場的運營，甚至革命。

　　1949年，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掌政權之后，要踐行自己的革命思想。因此，我們理解社會主義革命也一定要把它放在中國現代化的歷程里。

　　新中國第一階段的現代化進程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要把舊勢力請出歷史舞臺，書寫新的歷史。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出現了很多革命性變化，我個人的觀察是主要表現為如下幾點。

　　第一，打破舊有的等級社會結構。歷史學家黃仁宇原來當過國民黨的軍官，后來才成為歷史學家。他知道國民黨想干什么。他的描述是國民黨總想著自上而下，但中國共產黨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自下而上，從底層把整個社會翻個底朝天，推動土改，拉平整個社會，不再存在資本家、官員，變成人人平等。比如女性的解放就很典型。國發院的張丹丹老師做過很有意思的試驗，她把1958年在北京出生的婦女和在臺北出生的婦女做比較，再比較1976年出生的北京女性和同年出生的臺北女性，同時也找同一時期的男性進行對比。結果她發現1958年出生的北京女性競爭意識最強，超過男性。這是那個時代提倡婦女解放造成的，婦女能頂半邊天，盡人皆知。

　　第二，推進國民認同。我們很多人喜歡說中華文化是一個集體主義的文化。有一個來自日本的留學生在北大學習社會學，他覺得中國人不那么集體主義，反而特別個人主義。我們對他的觀點很吃驚。他說，日本人踢足球，大家都互相傳球，中國人踢足球都喜歡帶球，直到射門，不怎么傳球。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就曾說過，中國人有點像一盤散沙。怎么建立國家認同？中國共產黨從政治層面入手，以一種強力來推進，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把我們拉入了一個基于普遍國家認同的現代社會。

　　第三，舉全國之力推進工業化。這一點非常重要，我自己深有體會。我在西安工作過兩年，單位是我父母和岳父母工作一輩子的工廠，建于1956年，是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之一。這個工廠就是一個小而全的社會，生老病死都管，接生我的醫生后來還接生了我的兒子。今天這家公司仍在，只是總部搬到了上海，已經成為輸變電設備領域非常重要的戰略性國企。中國今天的工業化成就離不開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前奠定的基礎，包括技術人員、工人隊伍等等，非常重要。

　　第四，提高人類發展水平。阿瑪蒂亞·森是印度裔的著名經濟學家，如今在哈佛大學教書，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提倡的人類發展指數由三個指標構成：人均收入、預期壽命、教育水平。中國的醫療和教育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初期做得比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好。阿瑪蒂亞·森說，為什么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比印度發展得好得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準備得好。比如，1978年，中國比印度還要窮1/4，中國人均GDP超過印度是在1992年。如今，中國的人均GDP已經是印度的5倍。1978年，中國雖然比印度窮，但中國的成人識字率是65%左右，印度只有40%左右。中國的預期壽命當時也已經達到67歲，印度不到60歲。嬰兒死亡率中國降到54‰，印度這一指數是中國的兩倍。印度也曾優先發展重工業，但沒有成功，直到現在，印度工業產值在GDP中的占比僅20%多，中國曾經超過40%多，現在下降是因為已經進入后工業化階段，是發展階段升級造成的自然下降。

　　新中國第一階段的30年也曾引進西方的東西。1977年-1979年，中國搞過一段“洋躍進”，引進發達國家的機器設備，現在我們知道的燕山石化、齊魯石化、寶鋼都是這一階段的引進。

　　有人說中國1979年之后才改革開放，這沒有錯，但這是全面的、根本性的生產力解放。在1978年之前，如果從黨的角度來看已經推進了思想解放，這是生產力解放的前提和鋪墊。

　　新中國第二階段的現代化進程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事件，也是新一階段現代化的起點。在我個人看來，1978年-2017年這一段時間可以總結為鄧小平“把中國共產黨回歸中國”。

　　鄧小平曾經表示，他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這話頗有深意。鄧小平喜歡用常識思考，這一點非常重要。常識告訴他，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我覺得未來的歷史學家如果寫鄧小平，其中一個豐功偉績就是讓中國共產黨在更高的層次上回歸了中國。

　　在我看來，鄧小平帶領中國共產黨和整個中國做了下面這些重要轉變。

　　第一，放棄激進主義路線，放棄階級斗爭，因為黨的目標已經不再是通過革命再建立一個新中國，而是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提法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這一提法告訴所有人，中國的重點不再是階級斗爭，而是全國人民團結一致走向現代化的繁榮富強。

　　第二，回歸中國的務實主義。中國人特別務實，活在當下，具體有幾個表現。首先是中國人不喜歡講永恒的真理，而是認為實踐出真知，這已經是中國人的諺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意味著你得不斷去實踐，不斷去發現真理，然后證偽真理，再發現新的真理。其次是結果導向。中國人注重結果，比如在硅谷，中國人比較高的職務是總工程師，印度人更多的是經理人。工程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工作，是務實主義的體現。在務實主義的原則下，我們很多改革才能推進，一點點突破和變化，否則面對形而上的制度，很難突破看不見的各種約束。

　　第三，回歸賢能主義。中國人在骨子里特別相信賢與能，一個人好壞，能不能干非常重要。比如共同富裕就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不是直接發錢。中國政府非常排斥給老百姓發錢，覺得這樣容易養懶人。不僅在大陸，在海外也一樣。賢能主義最突出的體現是黨的干部選拔制度。我和一起做研究的同事、同事搜集了1994-2017年所有官員的數據，誰跟隨誰工作過，后來怎么調動、升遷，我們研究梳理后發現，任期內所在城市的經濟表現好，升遷概率就大。

　　第四，回歸市場經濟。中國人習慣于認為市場經濟是西方獨有的東西？鄧小平早就提出，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權，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我還想加上一句，市場經濟根本就不是西方創造的，市場經濟是中國人創造的。讀一下北宋的歷史就會發現，現在我們沒有一家飯店能趕上北宋的水準。我們在宋朝時還發明了紙幣，是世界上第一個發明紙幣的國家，而且運轉得很好。我們還發明了有價證券，可以買賣，就是金融創造，等等。因為疫情期間的居家時間多一點，我讀了十幾本關于北宋的書。如果讓我選一個歷史上的朝代生活，我首選北宋。

　　新時代的現代化要點

　　在進入新時代的現代化分析之前，我先介紹一本書，是兩位美國學者威廉·斯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寫的。這是一本奇書，名字是《第四次轉折——世紀末的美國預言》。這本書上說美國有一個80年的大周期，從1770年代的獨立戰爭開始到1860年代的南北戰爭內戰，再到上世紀30-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到如今。美國基本上80年一個輪回。在這80年里，每20年又是一個小周期。

　　從二戰到肯尼迪遇刺，是美國最近80年大周期的第一個小周期，美國欣欣向榮，每個人信奉的理念都差不多。美國從1960年代進入思想解放的20年。里根之后20年是展開時代，也就是威廉和尼爾這本書的寫作年代，他們預期到2005年，美國要進入最后一個20年，即危機時代，幾乎預言了2008年金融危機。書中還推測說，從2005到2025年的20年，美國這個小周期將以什么方式結束？要么是內戰，要么是跟外敵打一仗，然后再創造一個新歷史。

　　這本書把我關于歷史線性進步，尤其是直線式進步的觀念徹底打破，歷史會循環，包括大循環和小循環。后來我想，這一理論用到中國也適合。

　　中國共產黨的四代領導人也可以分為開創、生長、展開（繁榮）、再生的一代。毛澤東代表開創的一代，鄧小平代表快速生長的一代，江澤民和胡錦濤代表展開的一代，中國經濟在全球上升到第二位，而且遙遙領先第三四五名。2017年開始，中國進入大周期的最后一個小周期：再生的一人，即新時代。

　　新時代要干什么？如果按照美國這兩位作者的理論，新時代對應的是兩件大事：

　　第一，糾偏。中國在上一個發展階段中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成就很大，不可否認。但也產生很多問題，比如腐敗問題。腐敗在某些地方幾乎成為一種文化，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十分深入，但十九大之后仍然有人敢腐，這很奇怪，所以要以一種運動的形式來反腐，讓他們不敢腐，建立一種新文化。

　　第二，黨組織的生命力重建。黨組織的生命力衰退，甚至渙散，容易導致政治和經濟不該有的聯盟，對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尤其是高質量不利，因為政商合流容易導致公權力的商業化，甚至利益集團綁架政府，形成不該有的市場壁壘，影響公平競爭和市場活力，最終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我在研究發展經濟學的過程中，實地調研過很多發展中國家，也讀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我發現那些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問題就在于知識精英、商業精英和政治之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聯盟，無法讓整個社會形成良性的競爭。

　　還有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平等。我們國發院有一個調研團隊每兩年做一個全國性調查，發現中國的基尼系數最高峰是0.52，什么概念？這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和南美國家的水平。眾所周知，那些地方貧富差距巨大。我們最窮的10%人口只擁有0.5%的收入，資產為負，靠借錢生活，最富的10%人口擁有70%的資產、40%的收入，這就是巨大的貧富差距。所以要糾偏。

　　經過多年的糾偏，反腐已經接近尾聲，黨組織渙散的問題也得到了改善。不平等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需要進一步努力。

　　面向未來，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還有幾個重要的內容需要進一步建構。

　　第一，要重建黨的權威，包括黨的組織權威、黨的理論權威、黨在群眾心中的權威。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第二，重建理論。我們不能再搞階級斗爭，但如果我們要細摳，會發現黨的理論仍然停留在階級斗爭階段。比如說，正統的政治經濟學仍然基于勞動價值論，只有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價值意味著只有工人創造價值，資本不創造價值。在現實中，工人往往只拿一部分收入，工人工資之外的收入都被歸為剩余價值，也就是剝削。有剝削就有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基于此理論，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只能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不容易代表代表全國人民。如果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點不更新，下一步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還是不是存在階級屬性？因此，只要你基于勞動價值論，后面的推理自然而然，這很麻煩，因此這一關鍵理論需要重建。為此，我們要認真重讀《資本論》。我們以前把《資本論》當作一本實證的著作來讀，但它開篇和定調的勞動價值論本質上是一條假設，不是事實觀察。所以《資本論》是一部典型的哲學著作，而不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我們如果有了這個認識，就可以在觀察的基礎上建設新理論。馬克思主義和《資本論》的底層就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認為存在階級和剝削，從而很好地論證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但如果勞動價值論只是一個假設，尤其是如果這個假設不牢靠甚至有錯，怎么辦？所以我們一定要重建理論。對于今天很多討論的共同富裕，關鍵點一定是投資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不是既有財富的重新分配，否則，共同富裕的內涵就與老百姓內在的價值觀不同，就意味著有些人可以不勞而獲。因此，二十大報告里有一句話，“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把富人的錢直接分給窮人和老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當然不符。

　　第三，最后一個建構是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創新體系，也就是新型舉國體制。為什么要這么做？首先是外部環境變化所致，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其次是面向未來，世界格局充滿了不確定性，臺海也存在變數。萬一出現極端情況，中國被全面封鎖，沒有自己的創新體系，產業鏈不能實現自我循環就容易極其被動。

　　總結起來，中國式現代化已經走過了從“站起來”到“強起來”長長的路程。如今，我們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發起沖擊，沖擊的過程中難免遇到新的變數和挑戰，因此全面理解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尤其是正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十分重要。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于大家未來的工作有一點參考價值。

　　2022年11月17日，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EMBA中心、中國香港（地區）商會聯合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提供支持的北大國發院EMBA論壇第73期活動舉行。本次活動特別邀請到北大國發院院長、國發院BiMBA商學院院長、南南學院執行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帶來關于“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經濟新征程”的主題演講。本文根據姚洋教授的演講整理。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