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曹中銘

　　財務造假案在資本市場屬于多發性案件，但承擔刑事責任的人員非常罕見。因此，刑法修正案在實踐中嚴格執行到位非常重要。否則，其震懾效果將嚴重打折。

　　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刑法修正案（十一）（簡稱“修正案”），并將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在證券法經過修訂并已開始正式實施的大背景下，此次刑法修正案的審議通過，無疑具有同樣的意義。

　　長期以來，資本市場違規成本低的短板一直遭到投資者的詬病。而違規成本低，不僅表現在證券法上，也同樣表現在刑法上。證券法違規成本低最顯著的例證莫過于信披違規60萬元的頂格罰款，即使是像康美藥業跨度時間長，性質非常惡劣，涉及金額巨大的財務造假案，證監會最終的頂格處罰亦不過60萬元的罰款。這樣的處罰，既達不到嚴懲違規者的效果，也無法發揮出警示后來者的功效。而隨著新證券法的實施，這一短板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彌補。

　　目前刑法涉及資本市場違法行為設置了多個罪名，包括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編造并傳播證券、期貨交易虛假信息罪；誘騙投資者買賣證券、期貨合約罪；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但現行刑法違規成本低的弊端同樣存在。比如欺詐發行是屬于性質非常惡劣的違規違法行為，即使是數額巨大、后果嚴重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相關人員也不過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非法募集資金金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罰金。如此處罰，所產生的效果是顯而易見。

　　此次刑法修正案涉及資本市場方面的內容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大幅提高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等犯罪的刑罰力度；強化對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關鍵少數”的刑事責任追究；壓實保薦人等中介機構的“看門人”職責；以及與證券法修訂保持有效銜接等。其中最大的看點，無疑是大幅提高了違法違規行為的成本。

　　同樣以欺詐發行為例。刑法修正案將刑期上限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并將對個人的罰金由非法募集資金的1%-5%修改為“并處罰金”，取消5%的上限限制，對單位的罰金由非法募集資金的1%-5%提高至20%-1倍。刑期上限提高，罰金取消上限，其實都是在重罰方面著力，都是在提高違規成本方面做文章，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再如對信披方面的處罰同樣如此。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監管一直是資本市場的“老大難”問題，現實案例中，上市公司遲報、瞞報、不報、虛報等現象不在少數，甚至有的上市公司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實施財務造假的違法違規行為。修正案將相關責任人員的刑期上限由3年提高至10年，罰金數額由2萬元-20萬元修改為“并處罰金”，取消20萬元的上限限制。與欺詐發行一樣，刑期上限大幅提高，罰金上限取消，所產生的震懾力是不言而喻的。

　　此次對刑法進行修改，既是市場發展的需要，是與證券法修訂協同的需要，也是為推進注冊制改革保駕護航的需要。目前注冊制已在科創板與創業板開啟試點，且進展順利，今后在整個A股市場全面鋪開將是板上釘釘的事情。注冊制實行更加包容的上市制度，并以發行人的信息披露為核心。在利益的驅使下，不排除有別有用心者通過粉飾報表等方式欺詐發行的可能，此時，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嚴懲將變得非常有必要，而修改后的刑法將能產生這樣的效果。

　　當然，涉及資本市場的諸如欺詐發行、信息披露造假等違規違法行為，刑法修正案已經提高了違規成本。雖然是有法可依，但熱法必嚴與違法必究同樣重要。現實案例中，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或實控人等相關責任人員違法但沒有追究刑事責任的不在少數。比如財務造假案在資本市場屬于多發性案件，但承擔刑事責任的人員非常罕見。因此，刑法修正案在實踐中嚴格執行到位非常重要。否則，其震懾效果將嚴重打折。

　　(本文作者介紹：獨立財經撰稿人 在三大證券報等多家媒體發表文章數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