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韓瑋

　　對金融理論的錯誤應用，最常見的現象主要包括：徹底拋棄了金融理論的假定前提，強用、濫用金融理論；把價格波動作為理論定義的風險，將其與現實中作為實現虧損的風險劃等號；直接拿歷史的參數替代未來的參數；收益率的時間間隔選擇與投資策略的實際投資周期不一致等。

　　作為諾貝爾獎中的“小老弟”——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于1968年，1969年首次頒發，比其他獎項的設立和頒發足足晚了半個多世紀。2018年，諾貝爾獎最終頒給了威廉?諾德豪斯、保羅?羅默這2名美國經濟學家。至此，自2007年到2018年這11年時間，美國經濟學家已經拿了10次諾貝爾經濟學獎。諾獎評委佩爾·克魯塞羅（Per Krusell）在頒獎儀式上強調，這兩位學者研究的其實是同一個事情，即放眼全球長遠未來的問題。

　　眾所周知，金融學在經濟學中屬于非常年輕的學科。金融理論在各自的假定前提范圍內不但都有嚴密的邏輯，而且正確地解釋并驗證了許多金融現象，有幾位創立者甚至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然而，在金融市場的實際運用中，這些精妙的金融理論卻存在著被長期地、廣泛地錯誤應用的現象。

　　對金融理論的錯誤應用，最常見的現象主要包括：徹底拋棄了金融理論的假定前提，強用、濫用金融理論；把價格波動作為理論定義的風險，將其與現實中作為實現虧損的風險劃等號；直接拿歷史的參數替代未來的參數；收益率的時間間隔選擇與投資策略的實際投資周期不一致等。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歐美等國家的金融行業不斷擴張，金融人才的需求產生了巨大缺口，在此背景下，高等院校培養出的一大批信奉經典金融理論的金融畢業生相繼涌入。這些科班人才在千禧年后，逐步占據證券投資、風險控制、政府監管等領域的關鍵崗位和領導崗位。當這些不同制約環節的人士應用相同的金融理論，并且都犯下同樣的應用錯誤時，就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

　　對于以次貸為基礎資產的擔保債務憑證（CDO）和信用違約互換（CDS）定價來說，無論采用結構化模型、簡約模型還是期權定價模型，其中公司資產回報符合對數正態分布的假設、投資者風險偏好中性的假設等，在現實中完全是脫離事實的。

　　凡是模型中用到的相關性系數、違約強度、聯合違約率、資產回收率等諸多參數，都一律采取刻舟求劍的方式，機械地使用歷史數據代替未來數據，有的甚至張冠李戴，使用其他基礎資產衍生品的歷史數據。如果這些資產初始的交易價格就是錯誤的，還依然按照無套利均衡原理，在錯誤定價的基礎上計算各種參數，再采用令人眩目的概率論、隨機過程等復雜的數學推導，構建出令絕大多數人都不敢質疑的空中樓閣，最終制造出巨大的金融泡沫。

　　其實，只要抽樣調查很少的次級貸款者，任何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能判斷出這些次貸衍生品幾乎一文不值。理論與實際可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當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這些全球頂尖的投資銀行都采用錯誤的方法時，如果其他銀行的風險控制部門對次貸衍生品的定價提出質疑的話，往往會被視作不專業、不懂新型金融工具，或者不能適應市場變化的異類，況且這些風險控制部門的人員也是飽受經典金融理論的教誨，本身就容易陷入錯誤使用的泥潭，于是出現了“羊群效應”和“路徑依賴效應”，導致風險在全球大肆蔓延。

　　監管機構也和各大金融機構內部的風險控制部門一樣，僅僅看到金融理論的光輝，無從發現錯誤應用這些理論暗藏的巨大風險。最終，一場看似不可能的金融危機終于變成了不可避免的金融風暴。

　　我國對經典金融理論的錯誤應用同樣十分普遍，投資管理中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風險管理中的風險價值（VaR）計算、投資績效評價中的夏普比率計算等，均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機械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應用，比起歐美等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應抓住分析基礎資產這個根本，牢記“粗略的正確勝過精確的錯誤”，不斷提升理論的實踐水平，不斷學習行為金融學、演化金融學、分形市場假說（FMH）等新知識、新理論，努力迎接挑戰，力爭避免十年前那樣的金融危機再次發生。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對沖基金經理，清華MBA導師、清華MBA校友會金融協會副會長，CCTV2嘉賓，恒豐泰石總經理。具有20多年期貨、證券、公募及私募基金投資負責人的專業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