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劉元春

　　目前部分國家的滯脹已經來臨，全球滯脹的出現是大概率事件。人類歷史上的高通脹一般與戰爭和地緣政治密切相關，瘟疫就像一場戰爭在供給和需求兩端產生不對稱的沖擊。

　　對于全球經濟所處的狀態可以總結為疫情中期化，疫情救助的天量寬松貨幣政策和財政刺激，俄烏沖突中期化，全球化時代第一次大的供應鏈沖擊和大宗商品價格沖擊。

　　全球經濟現狀導致“高成本時代到來”。“高成本時代到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人類即使擺脫新冠疫情這兩年的沖擊，使疫情常態化，病毒與人類共存，導致各類健康防護成本上升；第二，逆全球化帶來的技術創新成本和貿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第三，《巴黎協定》之后，各國簽訂的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協議直接使全球進入了綠色轉型的新時代；第四，大國之間的博弈、區域之間的沖突已經成為常態化，地緣政治惡化帶來了防務成本的增長；第五，高債務與高利率帶來的高還本付息；第六，勞動力緊缺與工資物價聯動機制的出現。

　　不過，本輪全球滯脹與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相比還是有不少差別，所以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從需求端來說，量化寬松的退出需要路徑設計，財政赤字的收縮問題；從供給端來說，勞動力的市場和結構性改革需要關注；中長期成本問題需要國際協調，包括綠色轉型成本，大宗商品成本，防務成本，供應鏈重構成本。

　　本輪滯脹也將對全球金融造成沖擊，沖擊主要表現為：利率將持續快速上升；匯率較大波動成為常態；各類債務的可持續性存在問題；房地產價格以及相關資金鏈條存在疑慮；股票市場是否已經開始調整，后續是否在美國經濟衰退中出現進一步的變化？

　　在各類債務的可持續問題上，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數據，2020年全球債務總和為293萬億美元，全球債務總額約是GDP的3.6倍。2021年全球債務總額約是GDP的3.51倍，但是債務總額增長了10萬億美元，達到了303萬億美元，這個數字已經相當于美國國債的10倍。

　　其中，新興經濟國家和局部發達國家的債務問題較為嚴重，其總債務率達到207%，其中政府債務率達到64%，是過去30年的最高水平。

　　與此同時，中國在本輪全球滯脹中有其特殊地位——超級供給能力，能源政策的前期布局，各類政策的控制，中國金融體系的調整及其彈性韌性。

　　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球滯脹是不是并不意味著中國滯脹？

　　在全球通貨膨脹出現的同時，中國雖然面臨價格和成本輸入型壓力，但是這種壓力是有限的。從過去幾年大宗商品的波動過程可以看到，中國市場在消化成本沖擊上的能力是非常強的。在進口價格指數上漲15個百分點，原材料購買指數上漲10個百分點下，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一般也就上漲2個百分點。這說明中國市場消化能力很強。

　　中國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7%，不過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漲0.8%。因此，這不是很多人簡單認為的通貨膨脹來了，反而是有緊縮的壓力。為什么會出現這樣背離？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超級供給能力，能夠平衡物價上漲的因素。

　　在全球滯脹的過程，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的中心，是平衡全球滯脹的重要因素，同時全球滯脹也將給予中國經濟轉型再發力重要契機。

　　(本文作者介紹：上海財經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經濟學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