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哈羅德·詹姆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和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高級研究員

　　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緊急撤回了此前匆忙宣布的復活節封鎖令，這出乎意料，甚至令人震驚，因為她一直都是一位處事冷靜的領導人。更不同尋常的是，她為此向議會道歉：“這是我犯的錯誤，完全是我本人的錯。作為國家總理，我要為這一切承擔最終的責任。我深感抱歉，請求全體民眾的原諒。”

　　默克爾撤回政策的決定是正確的。德國地區政府領導人經過一場漫長的深夜會議后，同意了實行封鎖令的提案，然而該封鎖令將會切斷國內重要的供應鏈，并且可能在食品店突然關停之前造成店內哄搶食物的混亂局面。這項政策所付出的代價可能不僅是金錢，還有生命。

　　很少有政府在面對自身的缺陷時能做到像默克爾政府那樣坦誠。在世界各地，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將民主國家在應對復雜多變的局勢時所面臨的問題暴露得一覽無遺。當政府被迫需要做出大量決策時，其中一些難免會顯得不公平，或存在失誤，亦或二者兼具。

　　政府關于旅行限制、封鎖規定或疫苗接種優先順序等決策，必然會顯示出一定程度的武斷性。大家都認同，必需崗位的工作者應該免于接受封鎖，但是關于“必需崗位”應如何界定，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共識。教師屬于必需崗位工作者嗎？除了醫院的工作人員，其他哪一類醫務人員也應該算進必需崗位工作者？相比于其他醫生，整形醫生的工作可能沒那么重要，但患者若經歷了一場可怕的事故，掛彩破相，整形醫生也同樣需要為患者提供醫治。這些職業之間的差異肯定會招致嫉妒和猜疑。

　　同樣，旅行政策也有其自身的荒謬之處，尤其是那些有錢有勢的人能夠破例受到區別對待。比如，英國最近制定了一項全面的旅行禁令，但是卻豁免了“必要的”商務差旅。于是，一些人便裝作突然間需要打理其海外財產，鉆空子出了國。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父親斯坦利·約翰遜（Stanley Johnson），就曾憑借這種理由為自己的希臘之旅開脫，“斯坦利·約翰遜漏洞”由此得名。

　　疫苗接種的順序問題更是困難重重。先給療養院的老人和監護工人接種疫苗再合理不過，因為老年人被感染的風險最高，而且病毒很容易在公共居住區域傳播。但是先給年輕人以及流動人群接種疫苗也很有道理，因為他們更可能四處流動，因此更可能成為超級傳播者。

　　首要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做出上述這些決策？人們應該投票決定嗎，還是應該進行民意調查？這些方法只會在不同人口群體間激化矛盾，因為每個人都最在意自己的利益。合并癥的出現讓問題更加復雜了，合并癥往往是新官病毒致死的決定性因素。其中最常見的有肥胖癥、高血壓、哮喘和糖尿病等，這些合并癥的嚴重程度各不相同，并且對不同人口群體造成的影響也不一樣。在美國的一些州，吸煙狀態，如正在吸煙和已戒煙（二者風險幾乎相同），也會影響合并癥的發生。

　　對復雜的科學數據做出快速評估也有一定的困難，尤其考慮到目前對于安全有效疫苗的快速生產及部署仍然存在很大壓力。現在，對任何安全問題提出質疑都將招致對疫苗接種的懷疑與抵制。德國最近另一個決策失誤就是在第三波疫情開始時暫停了牛津-阿利斯康疫苗的接種。

　　此外，民主政府還肩負著其他責任，即必須面對過去所犯的錯誤。紐約政府曾為了在醫院騰出更多空間，而將感染新冠的老年人送往療養院居住，但這一措施隨后成為疫情初期該地死亡率飆升的主要原因（英國衛生部門后來也采取了類似的政策）。但該決策失誤的相關責任人，即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卻試圖掩蓋其錯誤，此舉在總體上敗壞了政府的聲譽。因此，不難理解新冠疫情會加深黨派分歧，甚至讓人們對民主制的基本原則更加失去信任。

　　解決這些問題并不容易。但我們從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中能總結出兩個具有借鑒意義的教訓。其一，一種政治制度越基于規則，其在應對批評時表現得就越穩健。事先對封鎖令提出清晰且固定的標準，不僅可以直接遏制病毒的轉播，還能減少病毒危機所帶來的指責與嘲諷。

　　其二，疫苗短缺與分配不公的問題，可以通過盡可能提升疫苗產量來解決。疫苗數量一旦充足，人們就會更有耐心，而不會對于那些較早接種疫苗的人產生過多怨恨。

　　但的確，各國無法僅憑一己之力生產出足夠數量的疫苗。疫苗之所以能奇跡般地快速研發，是因為眾多公司參與了其競爭過程，并且有一套明確的激勵措施。其他一些公司專注于生產抗病毒的藥物，到底誰會成功，誰會走進死胡同，無人知曉。在現有的知識背景下，沒有一個政府決策者能夠僅憑直覺就做出所有正確的選擇。

　　正確的政策是，向那些大量由私營企業開展的實驗工作提供聯邦政府資金，并簽訂預購協議，美國的“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對于國家應該如何參與復雜的經濟社會進程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上述兩種方法，即基于規則的大框架和刺激競爭的手段，似乎是十分經典的回答。二者都強調政府決策的普適性，而不是根據情況隨機做出決策，最后難免產生武斷的結果。政府行事如果能夠更加堅守原則，就用不著一群人大晚上激烈討論政策，甚至是反復向公眾道歉了。

　　Translated by Jingyi Zhao from Intellisia Institute．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