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馬光遠

　　今天繼續談央行幾個博士發表的那篇著名的“文科生太多影響國家發展”的論文。

　　這篇論文還提到了控制房價的問題，文章說：“創新創業靠的是年輕人，但其多半沒錢。一個城市房價太高，把他們都逼走了，何談創新。這是深圳過去超越香港的主要經驗，未來也有可能成為限制其長遠發展的障礙。”這是把中國沒有創新的責任推給了高房價。

　　我的感覺，現在房地產幾乎是中國很多事情的替罪羊，凡是一件事有問題，都可以拿房地產說事。在中國沒有創新的問題上，房地產每次都被作為替罪羊。沒有芯片，因為房價高！炒房那么賺錢，誰會去創新？房價那么高？年輕人那有心思去創新，等等。事實真的如此嗎？

　　中國為什么沒有創新，這是個嚴肅的現實問題，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學術問題，切不可用煽動情緒的方式草率把原因歸結于某個現象上。要是導致創新的原因這么簡單，那反而就好辦了。

　　我們從“李約瑟之謎”談起。上世紀四十年代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的著名的“李約瑟之謎”：為什么在16世紀之前，中國的科技水平遙遙領先于世界，古代中國在科技方面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可是，科技革命為什么出現于歐洲，而沒有發生在中國？

　　再直白一點講，中國為什么缺乏真正的創新？前幾年，西湖大學的校長施一公先生之前有一句話：“當這個國家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很多人把中國缺乏重大創新的根源歸結于金融發展過度，還有人像央行這篇工作論文一樣把創新不足歸結于高房價。

　　大多數人去做金融，炒房，當然對創新有影響，但如果把中國缺乏創新的根源歸結到金融和炒房上，則是大謬。我今天在這個文章中就談幾個簡單觀點，未來寫文章繼續拓展和討論。

　　第一，中國缺乏重大創新不是金融的錯，反而，金融過去10多年的發展成為中國在某些領域創新實現突破的重大推力。對于金融在創新中的作用，經濟學文獻可謂汗牛充棟。

　　比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其《經濟史理論》中指出，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結果，因為工業革命中使用的技術在之前就已經出現，而只有在出現金融革命后，工業革命才真正發生了。遺憾的是，中國很多人對金融的重要性明顯認識不夠。國人總是認為，創新就是技術的事，但過去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在金融等制度體系沒有發生根本轉變的情況下，無論在技術層面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創新經濟體。英國能夠最早爆發工業革命，是英國在金融領域率先有了一套支持創新的制度安排。比如最早限制王權的《大憲章》（1215年），最早的專利制度（1624年的《壟斷法規》）都首先在英國，資本市場也在工業革命之前出現，世界上第一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1694年在英國成立，最早的現代意義上的證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國成立，這些才是英國工業革命爆發的原因。

　　熊彼特在談及他的創新理論時，特別強調兩個群體的作用：一是具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二是愿意提供資金的資本家，但他很少強調技術的作用。

　　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金融發展過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中國的金融非常落后，之所以讓人感覺金融發展過度，是把很多根本不是金融的騙子的東西當成了金融而已。記住，騙子不是金融，匹凸匹不是金融，因為主流金融太落后了，所以給了很多騙子機會。這恰恰說明中國金融落后而不是過度，過度的是騙子，不是金融。

　　第二，中國缺乏支撐創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道格拉斯．諾斯在其《西方世界的興起》中談及英國的工業革命和西方世界的興起，他認為，市場是一種經濟制度安排。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夠崛起，就在于它發展出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這種安排確立了財產所有權，把個人的經濟努力不斷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這樣的觀點，美國著名金融投資專家威廉?伯恩斯坦在其暢銷書《繁榮的背后：解讀現代世界的經濟大增長》一書中也有精彩的闡述。

　　伯恩斯坦將發明創新的前提歸結為四個因素：財產權、科學理性主義、資本市場以及交通和通信技術的改善。在伯恩斯坦看來，一國繁榮的關鍵是與之相關的制度，即人們在其中思考、互動和從事商業往來的框架。精讀全書，筆者深深地為其雄辯的邏輯說服。很顯然，私人產權的保護是創新的動力，而科學理性主義是創新的思想基礎和前提，類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場；資本市場的重要性，今天的國人更是認識深刻至靈魂和骨髓。在一個知識產權缺乏保護的制度環境中，創新的風險是很大的，這是小學生都明白的道理。在創新的制度保護上，即使美國人不督促我們，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不保護別人的知識產權，最終的結果是，國內的企業不會真正的去做重大的創新活動。技術如同雞蛋，石頭孵不出小雞，但雞蛋要是沒有適宜的環境，也會變成臭蛋。

　　第三，中國經濟的評價標準嚴重影響創新的動力。中國經濟起步于短缺經濟，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評判中國經濟成功的標準就是大和快，做大規模，企業做大，這是我們的最大目標。經濟增長越快越好。在快和大的指導思想下，中國企業以追求規模和成長速度為終極目標，應該說，這個指導思想從結果看非常成功，中國的確在很多行業位居世界第一，主要以規模評判標準的《財富500強》中我們入圍企業的數量也超過了100家。然而，這也導致了在任何產業領域，中國企業總是能迅速知道產業鏈的最低端，迅速把規模做到全球第一，而不是在技術上做到最強。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高新技術產業。眾所周知，光伏、機器人這些產業在中國已經幾乎淪為低端制造業。

　　另外，“快”是與創新背道而馳的，人類歷史上的重大思想也好，重大技術也好，都是在一個“慢”的環境下，日積月累突破出來的。我們總是看到一個哲學家在靜靜的思考，而不是在跑步思考。中國人太著急了，太急功近利了。這種急功近利的毒藥無處不在，基本賺快錢，人的成功似乎必須在三五年，否則時代在淘汰你的時候連一聲再見都不說。創業要快，等等。中國的成功學里面，充滿了投機取巧，充滿了焦躁不安，哪里可能會有真正的創新？

　　第四，缺乏自由自在夢想的環境。最偉大的創新是什么？是思想，正如埃文斯評價福特的，“許多美國人以為是福特發明了汽車，其實無論在歐洲還是美國，乃至他本人的家鄉，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

　　福特說：我什么都沒有發明，我只是把其他人的發明組合起來了而已。但福特其實做出了非常令人震驚的新的發明，這并不是說他創造了效率高于過去五倍的自動生產線。他真正的天才創意在于：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輛汽車的理想。”中國在創新領域差距的根源之一在于思想的差距，引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羅默的一句話：解釋經濟差距，我們不但要研究工廠和交通設施，還必須以一樣的熱忱去研究“思想的差距”，以及與創造思想相關的知識生態和思想市場。

　　最后要回答，缺乏真正的創新和高房價有沒有關系？肯定有。中外都如此，比如，美國經濟學家菲爾普斯就認為，房地產投資過度一定會抑制創新，因為“房地產吸納了本可以投資在生產力提升、創新、醫藥技術、軟件或可替代能源領域的資金，而這些領域，能夠在未來真正推動美國經濟增長”。

　　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復經濟活力，再次實現增長，美國人需要克服對房子的酷愛。”他的這話對中國也是適用的，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政府像愛房地產一樣去愛創新，中國成為創新型國家，還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必須指出，就當下中國缺乏創新的因素而言，高房價只是影響創新的一個不怎么重要的因素。全面焦慮，急于成功，又缺乏對創新的保護和激勵，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回到央行那篇工作論文的文字：創新創業靠的是年輕人，但其多半沒錢。一個城市房價太高，把他們都逼走了，何談創新。這種煽動情緒的話確實不應該以學術文章的名義出現。

　　一，年輕人不應該一畢業就買房子，這是買房的觀念問題。一畢業就能買得起房子，這才是嚴重的問題；

　　二，年輕人更需要一個好的創新的環境，在中國，創新最好的地方都在房價高的大城市，小城市房價倒是低，有創新嗎？吸引了年輕人嗎？；

　　三，房價太高的原因是什么，這點更關鍵。中國一線城市的房價的確太高了，但這和我們的土地供應、資源過于集中，以及好的城市依然稀缺有很大關系。

　　中央提出解決大城市年輕人的住房問題，不是意味著要把房價打下來，讓年輕人都能買得起房。如果這樣，年輕人都能輕易買得起房，哪里還有動力創新創業啊。

　　(本文作者介紹：獨立經濟學家，經濟學博士，產業經濟學博士后。現任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