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于澤

　　吉姆·羅杰斯這個名字對于金融和投資界的朋友不會陌生。他1942年出生，早年在耶魯大學和牛津大學分別就讀歷史系和哲學，政治和經濟系，1973年與喬治·索羅斯共同建立量子基金，到1980年所管基金達到4200%資本回報，同時段，標普500收益不過47%，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對沖基金之一。1980年，名聲大噪的羅杰斯在38歲提前退休（次年量子基金遭受開創以來第一次巨大損失，基金跌損過半），從此騎摩托車周游列國并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金融，著書多部。2007年，他令人驚訝的舉家搬至亞洲，并以獨到的分析叱咤金融界，他敢于直抒己見并且不介意與主流意見相左，更令人矚目的是他的分析角度獨特，投資哲學和方法論明了清澈，老嫗能解。

　　他擅長發掘其他人忽視的市場機遇。他近來高調投資俄羅斯農業，看好農業，揚言如果法律允許，將作第一個投資朝鮮的投資者。 他積極探索津巴布韋，羅旺達和哈薩克斯坦的市場潛力。他對前沿市場的探險精神讓他登上時代雜志，獲得了“金融界的印第安納·瓊斯”之美譽。

　　羅杰斯近來寫書，猛烈抨擊安倍經濟政策和日本市場的未來，卻意外的成為了日本的暢銷書，盡管他本人公開給日本年輕人建議：“如果你10歲，要么趁早移民，要么學會使用自動步槍，因為日本經濟快完蛋了”。

　　在個人生活中，羅杰斯讓自己的女兒從小學習漢語，堅信二十一世紀的未來是中國的。

　　吉姆·羅杰斯

　　主旨

　　羅杰斯整個談話中暢所欲言，首次就一些當下時政熱點評論，其投資觀念和獨特的投資方法架構可窺一斑。

　　在美國主流媒體的意見領袖強調對華強硬的今天，羅杰斯看好中國市場和人民幣的未來，但同時對世界全球化的走勢持理性悲觀的態度，他尤其擔心世界央行的貨幣政策將會擾亂市場，給我們的后代造成災難性后果。

　　羅杰斯首先開門見山的講述自己上世紀80年代初次來華的經歷。作為反常理之道而為之的西方人，他說自己首先很害怕，因為聽了半輩子美國政界的洗腦，聽他們說中國人惡意滿滿，然而到了中國才發現，原來中國人聰明勤勞，有偉大的歷史和善于學習的頭腦。

　　羅杰斯指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美經濟相輔相成，鑄就經濟史上的輝煌篇章，他希望兩國繼續開放，永久合作。

　　羅杰斯給世界投資者，創業者，決策者最重要的建議四個字：開放，競爭。

　　以下是羅杰斯主要思想的架構，由文案依照時、空、宏、微的蘊涵而歸納成四個篇章。

　　1、 歷史的演進是優勝劣汰

　　羅杰斯以史為鑒，強調了對外開放的重要性，警告孤立主義和自我封閉只能帶來經濟萎靡和競爭力不振。羅杰斯提到十九世紀經濟的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繁榮，提到一戰后美國奉行的孤立主義給世界的創傷，羅杰斯又以英國十八、十九世紀趕超法國成為歐洲霸權為例，談到法語曾經是歐洲貴族王室，外交和文化的通用語言，但隨著代表自由貿易的英國的崛起，和英國工業制造業的騰飛，1830年左右英國工業機械數量超越了其他歐陸國家的總和， 同時英語在世界上地位也上升，羅杰斯以此為例一來證明科技突起或為打破國際力量平衡，彎道超車創造可能性，二來說明對外開放大有脾益，英文的通用是國家“軟實力”的體現，造福了英美與英聯邦國家后代。

　　羅杰斯的思路主體清晰，通俗易懂。我們思索，英國崛起契機多樣，而其自由貿易的選擇也由復雜的歷史因素造成。暴力圈地運動和迅速城市化帶來的復雜社會關系與環境惡化，內外部因素最終機緣巧合促成了一劑對癥的良藥，就是對外開放的政策。我們同意羅杰斯對開放經濟的歷史地位的肯定，但在此強調對外開放并非完全是決策者的主觀意識形態決定，而是復雜條件下不同社會利益的代表者選擇和妥協的結果。外部壓力和內部條件無時不刻不在讓決策者三思，故，我們認為英國崛起應該感謝為政者靈活應變和強勁對手的圍追堵截。

　　羅杰斯認為以華為的崛起所代表的全球5G通訊基礎設施的發展，不僅是本輪科技革命，更是世界經濟崛起的新動力。人類歷史的演進漫長而緩慢，是科技革命的出現，才帶來了世界經濟真正意義的騰飛。

　　科技可以允許一國彎道超車。那么什么條件下科技可以彎道超車？羅杰斯講到，美國十九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制造業趕超西歐靠的是拿來主義。羅杰斯說到，從歷史角度上說，拿來主義沒什么不可。以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內燃機為例，這是德國工程師發明的，但在美國被工藝革新，批量生產，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羅杰斯又以鐵路為例，進一步闡述了科技拿來主義的優勢。

　　羅杰斯此言對當今國情是很有借鑒意義。如果科技拿來主義百利而無一害，則知識產權保護應該被廢除，最大化鼓勵學習科技，所以對創新者最大的打擊莫過于對其創新成果保護失利。由此可見，鼓勵創新和拿來主義之間未必沖突。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往往喪失創新力的衰敗國家更會指責外國剽竊技術，而創新力每日愈下的國家反而對后來居上的國家施加科技壁壘。可見國際上與內政里，我們都應該處理好拿來主義和知識產權的關系。

　　最后，人們往往將今天中美抗衡類比冷戰年代，而羅杰斯把當今世界與更糟糕的1930年代對比，因為冷戰期間資本主義國家有過“三十年輝煌”的經濟，而社會主義國家也有生產快速增長的階段，而羅杰斯對當今國際形勢的判斷更加悲觀。

　　2、開放競爭孕育機遇

　　羅杰斯對世界貿易與金融近60年的觀察讓他對中國經濟樂觀，對全球化的走勢悲觀。

　　羅杰斯的邏輯出發點在于前沿市場的改革和開放將給其市場帶來無限活力，隨著外來資本的注入，新生的經濟體將成長強大。

　　于是乎，羅杰斯抨擊發達國家央行在金融海嘯后的無節制的貨幣寬松。在羅杰斯看來，大舉借債給未來一代帶來了巨大的金融負擔，而且隨著人口結構的老齡化，未來國家經濟的活力將會因負債沉重而飽受摧殘。在193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大膽啟用源自凱恩斯主義的羅斯福新政，通過財政刺激，雇傭失業人員，大興基建，以擺脫需求嚴重不足的大蕭條時代。羅杰斯認為如果新冠疫情后，美國再次啟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復蘇手段，是更佳選擇。美國如將天量的貨幣寬松用于投資基礎設施，會為未來國家經濟發展奠定基礎。本輪美國的財政刺激主要用于發放失業補貼，他說， 特朗普當局的經濟刺激固然對失業的美國人是福音，但是并未投資美國的未來。

　　羅杰斯駁斥當今西方的大舉借債，舉例90年前英格蘭銀行取消貨幣金本位制，而追求貨幣供給的擴張，導致英國經濟債務負擔加重，20世紀上半葉全球貨幣秩序遭受前所未有的沖擊。

　　除了經濟發展的巨大不確定性，羅杰斯還談到了當今世界國家經濟保護主義的趨勢有向1930年代以鄰為壑發展的傾向。羅杰斯談到了歷史上有政客擅于操縱群眾，嫁禍異族的慣性，指出西方政客指責中國態度的不合理之處，不尋求經濟的自我崛起，反而以鄰為壑，采取經濟保護主義，客觀上加重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壓。

　　羅杰斯尤其提到禁止TikTok的荒謬之處，他說自己女兒就在用TikTok，在西方TikTok不過是少年們跳舞的平臺罷了，遠遠談不到構成安全或者數據隱私的威脅。

　　羅杰斯除了抨擊以他國作為本國經濟競爭力不足的理由是背離理性的，還認為美國對他國的經濟制裁是對自己經濟的變相打擊。以俄羅斯農業為例，自從美國就克里米亞問題對俄羅斯經濟制裁，禁止出口農產品以來，俄羅斯加快了農業的現代化、機械化和高效率管理，使得俄羅斯農業短時間達到了自給自足，不再依靠美國農場主。羅杰斯提道，經濟制裁會損害美國國家利益。而羅杰斯本人就投資了俄羅斯的化肥產業，說明他在投資上言行合一，對貿易制裁的結果是有深刻佐證的。

　　如果世界大環境進入1930年代的經濟低迷，羅杰斯緣何對危機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呢？

　　3、 世界的未來在中國和亞洲，中國只需繼續改革開放

　　羅杰斯看好中國是因為中國堅持不渝地對外開放，因為中國的市場仍有繼續開放的潛力。

　　羅杰斯說，對外開放永遠利大于弊，他說到50年前的韓國經濟十分落后，今天經濟發達依托于對外開放，而緬甸1950年代曾是亞洲最富有的國家，后來由于自我封閉，與世隔絕，1980年代淪為了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而中國的對外開放也不例外，利大于弊。

　　羅杰斯認為中國對外開放造就了創新，提高了競爭力。他提到阿里巴巴的馬云和華為的任正非以及其他中國科技業巨頭，當年從零開始，都是從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不拘泥自我地采取拿來主義，才得以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他認為中國9月初對外來投資者開放債券市場是有前瞻的創舉，讓他對中國未來充滿了樂觀態度。

　　他還說自從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中國也沒少利用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但是相比西方經濟體，還是好得多。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下一輪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最大贏家，因為中國的貨幣政策仍有應對危機的空間，仍相對穩健。

　　4、 科技創新與金融開放點燃未來發展契機

　　羅杰斯眼中中國的未來的機遇就在于繼續堅持深化改革開放。

　　談到中國的金融市場改革，羅杰斯再次引用中國改革開放名言：改革就如同摸石頭過河。但作為一個局外人，他期待中國今天就全面開放所有金融市場和金融要素市場。他說，中國不再是一百年前的中國了，今天的中國非常強大，很多科技已領先西方。

　　盡管羅杰斯自謙不是科技專家，但他對中美科技較量有深刻的認識。他看到中國在科技上已經實現了彎道超車。在下一次信息革命中，盡管世界各國，就連美國各州都有十年目標，2025目標，或是2030目標，但是中國的 “2025中國制造”，  “2035中國標準”是切合實際的。談到華為已經搶占了5G科技，羅杰斯說這是中國教育的功勞，因為中國每年畢業的工程師是美國的數十倍，而這壓倒性的科技人才數量就是中國領先的人才基礎。而美國急于喊停華為的5G建設就是這些國家在5G產業落后于人的表現。于澤教授在此提到，美國沒有全球領先的5G基礎設施提供商。如果華為受限，5G基礎設施領域的其他競爭企業也都均非美國企業，美國只是為其他國家領先做了嫁衣裳。

　　羅杰斯眼中，貨幣數字化是歷史必然，因為紙幣生產，分配，運輸，流動都要消耗資源，相比較國家數字貨幣代價昂貴。羅杰斯認為所有央行都在向數字貨幣發展，而中國發達的移動支付平臺已經使中國領先一步。他講了一件趣事，說到最近來華，在北京買冰淇淋，手里攥著人民幣鈔票準備付賬，售貨員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因為柜臺里早已沒了紙幣，沒法還給他零錢。

　　中國金融市場改革如果一蹴而就，比如一夜間啟動浮動匯率，開放資本賬戶，會不會帶來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羅杰斯說，市場上總有人不看好中國，不看好人民幣，但是不能忽視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如果資本賬戶可自由流動，人民幣可能會貶值，因為會有投資想離開中國，但是會有更多的西方投資者看好中國，他們會大量對中國投資。如果中國資本項下實現自由流動，我就會大舉投資中國。

　　結論

　　與羅杰斯座談，我們發現了一代金融大鱷獨到的觀點，他或許有一些想法代表了自由市場主義思潮的中堅力量，比如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等等，但是他過人之處就在于超越政治，以歷史和哲學駕馭金融思考。

　　在一個對華態度逐漸割裂的世界中，羅杰斯對全球化未來的理智悲觀態度充滿了智慧，也給我國思考者不少求索的空間，中國在一個后全球化的時代里應該如何謀求自身發展？中國應該扮演什么樣的全球角色，并為世界帶來怎樣的歷史性貢獻？

　　這便是羅杰斯給我們的大問題，也是世界給中國的大課題。

　　本文原發于網易

　　(本文作者介紹：哈佛大學政府學碩士，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全球化事務中心及Firoz Lalji非洲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艾什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