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卡特琳娜·皮斯托爾（Katharina Pistor）哥倫比亞法學院比較法學教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信息技術革命改變了現代生活，降低了收集、儲存和共享數據的成本，也創造了全新的溝通和交流媒介：互聯網。IT革命位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參與形式創造了條件，我們被告知，它將增強個人自主和社會包容。

　　但四十年后，主要贏家并不是大多數人，而是一小撮權勢實體。國家和少數科技公司積累了巨量數據，并把它們變成了監控和控制的工具——從而帶來政治和經濟利益。

　　IT印證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格言。但數據控制的相對脆弱性意味著仍有可能糾正過去的錯誤，實現數字時代的積極潛力。為此，我們必須糾正關于數字的性質的錯誤概念：它們不是資產，而是集中控制的手段，特別是當它們落入集權手中的話。

　　數據常常與黃金和石油相提并論，似乎信息只不過是另一種可私人擁有并利用來獲得經濟利益的資產。但數據與普通資產不一樣。原始數據具有冗余性，沒有競爭性。這是一種不遵循稀缺性法則的資產，沒有內在經濟價值。因此，沒有理由去囤積巨量數據，除非用作控制產生數據的個體的手段。

　　不幸的是，個人數據“生產者”無法輕易地將其他人排除出“他們的”數據，至少現在不能。除非我們擁有了有效的數據鑰匙，能防止平臺、智能手機和物聯網公司不斷地追蹤個人做出的每個動作，否則我們就不可能阻止其他人獲取我們的數據。我們被告知要信任蘋果等公司，因為它與我們的價值觀相同，會保護我們的隱私。但是到頭來，消費者根本無從阻止蘋果公司破壞承諾，甚至無從得知它是否曾這樣做。

　　2018年歐盟通用數據保護規則（GDPR）被譽為隱私保護的樣板，其他司法轄區，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和巴西，正在效仿。GDPR的主要目標是要求收集“個人”數據時要經過同意。所謂“個人”數據是指一切可用于識別某個個人的信息。但受隱私規則約束的個人數據與很容易被竊取的工業數據（來自物聯網）之間的區別并不總是十分明確。

　　事實上，看起來是非個人的數據，常常會與其他數據相結合來識別留下了數字足跡的個人。最近的《紐約時報》調查發現，手機會每秒發出“非個人”定位數據。這些信號可用于追蹤某人從家中到工作單位再返回的軌跡。有了這一信息，私人或政府實體可以輕易地將這個人同某個地址聯系起來，并發現他的身份。而隨著面部識別軟件的普及，將行為與做出行為的個人相隔離的偽裝也將不復存在。

　　在荷蘭，法院不得不駁回政府的“系統風險指示”計劃，因為它侵犯了基本人權（當然，這一裁決在其他許多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在獲取了大量有關窮人和其他社會福利接收者的行為數據后，政府運用一種算法識別未來最有可能發生福利欺詐的個人。

　　承認數據不是一種資產，而是一種控制工具意味著監管數據，建立消費者的數據產權，或用反壟斷法恢復競爭都不可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如何防止用數據來統治。拆分現有企業可能是過渡性的必要之策，但不會是終極目標。更廣泛地說，所有人都沒有理由收集和存儲關于其他人的數據——除了出于保持安全的需要的程度，或者除了確保在設計時便考慮到用戶利益的平臺的正常運行之外。

　　僅僅是收集和存儲數據的可能，并不構成這樣做的理由。對國家來說，保持克制應該是默認選項，這是憲法和基本人權的國際保護的要求。許多科技巨頭對待數據的方式就像羅馬法對待野生動物：它們不為任何人所有（無主財產），因此任何捕獲它們的人都可以主張個人產權。但羅馬法也包含了競爭的改變。紐約大學的理查德·愛潑斯坦（Richard Epstein）提醒我們，有一種東西叫做共同產權（公有財產），即不能為任何人所挪用的東西。

　　你也許會說，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們已經進入了大數據、科技巨頭和監控國家的時代。但用數據統治要依靠持續不斷的新數據流。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要保護個人自主，就需要禁止收割數據，開發讓數據生產者能夠完全掌控他們的數據的科技；在必須這樣做的情況下，也應該在從用戶利益出發進行治理的數據基礎設施中。數字革命的目標應該是保護自由，而不是加強監控。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