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新浪財經歐洲站站長郝倩http://weibo.com/haoqianlondon

　　兩日前，美聯儲金融監管副主席蘭德爾-夸爾斯（Randal K． Quarles）在華盛頓財政俱樂部（Exchequer Club）發表了一次“云講話”。這次講話的主題，正是針對巴塞爾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大到不能倒”銀行業改革的意見征詢所作的補充與回應。

　　夸爾斯有些遺憾——因為疫情，就連華盛頓財政俱樂部在五月花酒店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午餐討論會都只能暫停。在眼下一切都要“上云端”的特殊時刻，用來認真回顧“大到不能倒”改革進展再合適不過。

　　在夸爾斯看來，因新冠疫情而采取的隔離禁足措施是對金融系統的考驗，甚至是在2007-2008金融危機之后金融系統所遭遇的最大挑戰。在多年的改革之后，我們現在面臨的壓力測試比以往的猜測更為嚴重。

　　這一次，危機并不是來自于金融系統內部，而是外部。

　　問題就在于，各國政府是否已經可以處理復雜的國際銀行問題，保證國際大銀行活著的時候全球擴張，活不下去時也能有序破產，而不至于傷及經濟根本？

　　——“大到不能倒”已成為過去式？

　　數十年的大銀行擴張，金融業的跨境融合帶來了諸多經濟與社會福利，其中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直接助力全球產業鏈的成型與發展。可與此同時，金融網絡和風險也越來越復雜和難以辨別。所以當大銀行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監管者的選擇十分有限：要么任由其無序地死去，要么就用納稅人的錢補上大銀行的窟窿。

　　“大到不能倒”讓監管者和金融從業人員擔憂了幾十年之久，但直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各國政府和民眾才真正體會到“大到不能倒”的厲害。歐美一些大型金融機構陷入危機甚至直接倒閉，誘發了金融系統性風險。最終很多政府之后全球監管機構都在關注“大到不能倒”的問題。

　　金融危機之后，20國集團設定了很多法規，對包括高盛，匯豐，德意志銀行在內的全球性大銀行進行條條框框的管理，核心就是避免他們重倒覆轍，再度綁架了政府和普通納稅人。

　　在金融危機發生10年后，金融穩定理事會評估了這些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改革，并在6月28日發起意見征詢，集思廣益。

　　德國央行副行長布赫（Claudia M． Buch）此次負責了巴塞爾的金融穩定理事會（FSB）這次系統重要性大銀行改革的意見征詢報告。這次意見征詢將持續三個月，也是“疫情后時代”關鍵的三個月。

　　此時針對大銀行的健康問題提起意見征詢背景十分特殊，因為新冠疫情再度引發了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系統的擔憂，大銀行們的身體健康狀況將直接決定他們是否能度過此次由新冠引發的經濟危機

　　在向社會各界征詢意見的同時，布赫的觀點也十分樂觀：“‘大到不能倒’改革令系統重要性銀行適應性更強，虧損消化能力大大增強，核心資本充足率達14%，比2011年提升了一倍。這也是巴塞爾協議III改革和大銀行自身獨立的改革協同作用所帶來的成果。同時，改革也給監管機構更多的選擇，來應對那些面臨壓力的銀行。”

　　例如，巴塞爾II協定中就有一個有趣的規定，就是在金融危機之前，很多信貸和信用資產的衡量很大程度依賴例如信用評級機構的外部機構，可這些機構并不在監管范圍內。所以有很多當時被評級機構貼上安全標簽的“優質”資產，事后被證明根本就是不安全資產。所以，巴塞爾III特別要求信貸產品的風險衡量要進行更嚴謹的情景分析。

　　對于這些銀行業監管整肅的條款，標普（S&P Global）全球研究總監Alexandre Birry特意在昨日（9日）在布魯塞爾布魯蓋爾（Bruegel）智庫的在線研討會上表示，他們在2015年初就已經在對債券發行信用評級時，剝離了政府支持的因素，以期對這些機構進行更為客觀的審視和評級。

　　雖然金融系統面臨的挑戰卻分毫不減，但各大央行相信這一輪銀行們的實力已經大為增強，并不是上一輪金融危機時那么不堪一擊了。

　　夸爾斯也極大贊許了大銀行改革的成效，“各大銀行在進入這場新冠疫情危機之前的形勢，已經好過他們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相比2008年，他們擁有更多的資本和流動性。這都是20國集團在金融危機之后，對監管制度實施改革后的直接結果，也就是提升了金融系統核心的柔韌性。”

　　看起來，似乎對“大到不能倒”的擔憂已經是過去式。

　　——銀行應該學會用自己的兩條腿走路

　　“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一旦發生經營困難，就會引爆全球經濟和金融系統一系列的負面效應。所以“大到不能倒改革”有兩個明確的目標：第一是減輕道德風險，第二才是是減輕系統風險。

　　雖然系統性風險感覺更為直接，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更為重要，也是真正實行這一系列改革的初心。所謂“道德風險”？即政府提供資金救助大銀行時，在鼓勵他們承擔風險的同時，也讓他們不計后果。結果政府為了避免金融系統崩潰而必須出面解救大銀行，因此國家債臺高筑。最終為大銀行買單的只能是納稅人。

　　在這場改革中，大多數受到該改革影響的系統性重要銀行都與跨境業務，所以針對“大到不能倒”的改革需要國際性的政策協作。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在2009年在20國集團倫敦峰會作為“金融穩定論壇”的繼承者得以設立，就是這樣一個專門性的國際組織，負責對全球金融體系進行監管并提出建議。

　　2011年11月，金融穩定理事會確定了首批29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G-SIBs）”名單，主要分布于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并對這一名單進行更新。2019年11月份是最新一期名單，涉及包括摩根大通，花旗匯豐，美國銀行，德意志銀行以及高盛在內的30家銀行，中國銀行（維權），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和建設銀行在內的四大行都在名單之內。這也從側面顯示出中國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力。

　　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政策框架包括四大內容：附加資本要求；建立金融機構的有效處理框架；開展可處置性評估，制定恢復及處置計劃；以及增強監管力度，提升監管有效性。

　　因為一系列的改革，大銀行的融資成本升高了，讓投資人意識到假如銀行倒閉，他們將要承受損失，所以他們加大了對風險的評估，這一系列操作讓大銀行融資成本升高。與此同時，市場操作更有章法，納稅人的風險反而降低。

　　即使在改革期間，銀行的說客從未停止申明改革將破壞實體經濟，可從社會影響角度來評估，“大到不能倒”改革顯然利大于弊。

　　總之，銀行的股東們和債權人要學會自己承擔損失，用自己的兩條腿走路，而不是將風險甩鍋給政府。

　　——大銀行的新冠挑戰

　　疫情后時代，市場期待百業復興，面臨一切不確定性，銀行的柔韌度有多高，金融系統的健康與否異常重要。

　　這期間全球的金融版圖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金融穩定理事會的監控數據顯示，銀行資產作為金融資產的比例也從2008年的46%下跌到2018年的39%。反倒是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市場份額有所提升，又帶來了銀行系統以外的風險。

　　好消息是，10年改革下來，金融穩定理事會的確發現大銀行們更具柔韌性，實體經濟可獲得的信貸供給也沒有減少，但依然有缺陷存在，例如市場參與者和公共部門可獲得的信息不足。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信息不全就是潛在風險之一。

　　三月份，市場已經經歷了一波由急拋引發的市場波動，后來因為各國央行和政府的貨幣，財政和監管措施及時應對而得到解決。但是新冠事件并沒有就此平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全球經濟今年預期將出現4.9%的猛烈下滑，比2007到2008年金融危機時還要凄慘。即使很多指標顯示經濟活動在復蘇，全球的經濟復蘇依然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金融穩定理事會的）分析主要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完成的。即使如此，他們所得出的諸多結論依然與當下政策制定者和市場各參與方緊密相關。”夸爾斯坦言。

　　“公司板塊進入危機時債務水平很高，又在進入危機之后有了更多的借債，諸多家庭也面臨就業壓力。下一階段不可避免會看到不良貸款數額上升，需求下跌，借貸者破產。”這就是夸爾斯口中的金融系統所面臨的潛在風險。

　　甚至有說法稱，這一輪疫情之后的企業違約嚴重程度甚至可能超過大蕭條時期。大銀行們依然將是跨國金融機構，而如何讓銀行們做好萬全之策，時時警醒，監管者加強國際合作，才是度過此次危機的最終途徑。

　　(本文作者介紹：新浪財經歐洲站站長。工作十余年，從社會新聞到財經新聞，從上海到倫敦，從第一財經日報到新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