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丨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馬丁·拉瓦雷（喬治敦大學經濟學教授、世界銀行研究部前主管）

　　新型冠狀病毒給富裕國家所帶來的健康和經濟沖擊正開始波及發展中世界。但我們不應該認為，富裕國家的政策應對對發展中國家也是最好的，甚至未必是可行的。相反，我們應該預料到，貧窮國家會出現更加殘酷的權衡和更加艱難的約束。

　　誠然，待在家中大大有利于減緩病毒在發展中國家的傳播，一如富裕國家。但保持社交距離可能帶來高昂的代價，特別是對于窮人而言，他們儲蓄很少，食物儲備也不足，并且（通常每天都是）手停口亦停。很少有人能夠通過在家辦公生存。

　　許多窮人所面臨的不僅僅是我們所熟悉的經濟福利與個人健康之間的殘酷權衡。還有一個兩種健康角度之間的權衡：因病毒而導致的疾病，以及因經濟隔離和市場和機構破壞（包括私人社保）所造成的饑餓和營養不良。

　　發展中國家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合理的社交距離以防COVID-19，但封鎖則未必。封鎖會造成新的威脅，在貧窮地區，甚至可能讓防疫政策演變為饑荒。我不是在輕描淡寫；我認為這是即將到來的威脅。研究也經驗都表明，嚴格封鎖所導致的機構和市場崩潰，會造成饑荒。我在2014年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疫情爆發后便目睹過這一情景，饑餓很快就成為新的威脅。

　　貧民和弱勢群體的饑荒可能源自多個原因，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其《貧困與饑荒》（Poverty and Famines）一書中有過探討。森援引的例子中，食物總量并未下降。問題是食物的分配以及隨時間的變化。在這里，市場和其他機構起著關鍵作用。封鎖可能破壞食物的生產和分配，因為窮人的收入會降低，而食物價格會增高。我們已經知道，今天的食物供應鏈存在弱點，哪怕是富裕國家也是如此。而即使避免了饑荒，營養不良也會造成持續性影響，罹患其他疾病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更多的原因表明，用封鎖來對抗COVID-19的傳播可能對窮國適得其反。在短期，采取封鎖措施會造成大量流民，將病毒傳播得更快，特別是在窮人和農村弱勢群體之間。而警方和軍方執行封鎖也會進一步影響窮人得福利，他們常常最需要離開家中為家人尋找食物。

　　最重要的是，決策者應該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的嚴格封鎖也會把正常時期幫助窮人、讓他們能夠避免基本消失的貧困陷阱的機構封鎖。封鎖有可能帶來長期窮困，即使目前的病毒威脅基本解除，也很難擺脫。今天的兒童所受到的影響尤其令人擔憂。

　　在短期，我們需要果斷的預防性政策。要起到效果，必須結合醫療措施和消費支持。

　　病毒將給發展中國家的衛生體系造成巨大的壓力。即使在正常時期，發展中國家的衛生體系也嚴重不足，特別是對窮人而言。事實上，富裕國家現在所遇到的醫藥供給、設備和人手的短缺，在較低收入國家早已司空見慣。

　　在短期，只能采取極為有限的措施強化醫療體系，發展中國家在疫情期間需要權威、獨立的公共健康溝通渠道。媒體對于社交距離和衛生重要性的宣傳必須顯眼且頻繁。短信在傳遞信息和指導方面大有可為，不過信源必須信得過。

　　但一些發展中國家政府裝作疫情盡在掌握，或者其威脅微不足道。這些都是危險的妄想。

　　民主機構對于確保提供可信的公共信息，從而避免政策失誤、促進快速響應至關重要。從這個角度講，當前危機不意味著應該轉向極權，極權只能進一步惡化公共衛生危機。

　　還需要通過轉移支付實現消費支持——如果食物市場運轉正常，應該以現金的形式，如果不正常，應該以實物形式。沒有支持的封鎖不可能獲得廣泛的遵守；而強制性遵守可能給窮人帶來高昂的代價。健康和支持相輔相成；食物應該和肥皂一起分發。

　　一直在投資于社會保障的國家日子會更好過一些。制定新的扶貧計劃需要時間，因此發展中國家應該從擴大現有機制開始。這其中應該博愛闊一些臨時性的修改，如取消工作要求和到校條件，這些要求與延緩病毒傳播的需要背道而馳。

　　有限的國家能力也將加劇許多發展中國應對疫情的挑戰。窮國的公共管理往往也較弱，富裕國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根本不可行。根據本地治理能力進行調整至關重要。

　　窮國的財政約束也更大。在這方面，富裕國家有強烈的道德和經濟理由進行幫助，包括債務減免。它們應該現在就出手，否則代價會更加高昂。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