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機構專欄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

　　帕特里克·博爾頓，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李·布海特；愛丁堡大學名譽法學教授；

　　皮埃爾-奧利維耶·古辛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

　　米圖·古拉蒂，杜克大學法學教授；謝長泰，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烏戈·潘尼扎，日內瓦國際關系與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兼金融與發展學講席教授；

　　碧翠絲·維德·迪馬羅，日內瓦國際關系與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面對COVID-19大流行病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富裕國家的決策者們采取了 “不惜一切代價 ”的辦法來挽救其經濟，使其免于崩潰。但是，面對世界其他國家更加嚴重的危機，這些決策者們則和大蕭條肇始時的胡佛政府如出一轍，聲稱他們對此也無能為力。其結果是發達經濟體擁有了數萬億美元的救市方案，而其他國家獲得的救助卻寥寥無幾。

　　這一悲劇不僅在于保持社交距離的經濟成本有可能在新興市場更高，同時也在于富國的巨大救援努力使較窮的國家更難抗擊這場大流行病。

　　像美國這樣的擁有充足借貸能力的國家能夠以最低的利率籌集到巨額資金。但這些資金來自于尋求安全的新興市場投資者，以及清算其外國資產的美國投資者。換句話說，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所依賴的部分資金來源于對資金需求更為迫切的新興經濟體。

　　因而不出意料，已經有超過100個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資金援助。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調用的資金也并不充足。

　　因此，二十國集團政府近期同意了直到2020年底，暫停世界上76個最貧窮國家的雙邊政府貸款償付。但二十國集團計劃中缺少的一個關鍵群體是私人債權人，而對如墨西哥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來說，私人債權人持有其主權債務的大部分。

　　如果沒有私有部門的參與，任何針對中等收入國家的官方債務減免可能都只會被用來償還私有部門的債務。如果公共部門減免貧窮國家債務負擔的結果只是向商業債權人的財富轉移，那么這一舉措將是沒有意義的。

　　所有的私人債權人也需要平等地參入到債務凍結中，這既是出于基本的公平性，也是為了保證發展中經濟體有足夠的資金來源。而且他們的參與不能純粹出于自愿，否則只會導致私人債權人中的參與者補貼不參與者這一結果。

　　而且，歷史表明相當一部分私人債權人可能會拒絕參與，尤其是當他們的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受到大流行病的壓力時。所以為了讓發展中經濟體能抵抗COVID-19的沖擊，讓所有私人債權人參與到債務凍結中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建議由一個多邊機構，比如世界銀行，為請求臨時債務減免的各個國家設立一個中央信貸機制，使其可以把留存利息作為抗擊疫情的緊急資金。這期間的本金攤銷也會被推遲，以使得所有的債務償還都被推遲。

　　這個監管延期償付的多邊機構會監督各個國家的信貸機制，以確保本來會流向債權人的款項只被作為抗擊COVID-19疫情的資金使用。一旦全球大流行病疫情結束，這個緊急機制里的所有資金都將由相應國家償還。

　　在許多國家，國內合同法包含了允許由于完全不可預見、不可預測、不可避免的事件而暫停履行合同的原則。在“危急情況”原則中，國際公法承認，國家有時可能需要應對極其特殊的情況，甚至要以中斷正常履行合同或條約承諾為代價。

　　COVID-19 符合上述所有這些條件。受這一流行病嚴重困擾的國家將需要調動所有可利用的財政資源來應對這一流行病。并且他們必須從多個來源來獲得這些資金，如轉移用于其他目的的支出、從官方機構獲得貸款或贈款、以及重新分配用于償還定期債務的資金。

　　做出這些調整的國家將不會是隨意或選擇性地采取行動；它們將是真正意義上因為危急情況而采取行動。每個國家，尤其是二十國集團，都應在建議暫停雙邊及商業債務支付的背景下公開認可這一事實。

　　有些人可能擔心暫停債務償還會破壞主權債務市場。但是，我們需要認識到，COVID-19大流行病是一次極為罕見的事件——這也是為什么它帶來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為嚴苛的全球封鎖，以及在所有發達經濟體中前所未有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這次大流行病甚至導致原定于7月和8月在東京舉行的夏季奧運會首次在和平年代被推遲。

　　既然國際奧委會和主辦國日本都能夠推遲2020年奧運會，那么二十國集團也應當能夠在局勢好轉前，組織凍結私人主權債務的還款，以保持全球經濟活力。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