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斯賓賽：數字經濟帶來的效益如何衡量？

2020年01月16日14:13 作者:斯賓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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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數字經濟給人們帶來的影響已經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越來越多的傳統產業瞄準互聯網、大數據這些驅動經濟發展的新動能謀求新一輪價值轉型。生產力飛速發展的同時，虛擬貨幣、區塊鏈等技術如雨后春筍般迅速涌現，政府監管也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在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已經發生顛覆性變化的今天，數字經濟發展的潛力又應該如何更進一步挖掘？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William Berkley 講席教授邁克爾·斯賓賽在《羅漢對話》中指出，移動互聯網在2014-2015年間，進入了爆炸式增長時期，特別是移動支付是當下中國數字經濟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增長是現象級的，增速也是預料之中的。此外，數字技術具有經濟重要性，會帶來社會、政治，甚至國際問題，對國家安全和國防也同樣重要。

　　在數字經濟發展或許遭遇地域“壁壘”的情況之下，應該制定哪些國際政策來加速或整合數字經濟發展模式？邁克爾·斯賓賽表示，最重要的是在開放中互通有無，我們已經發現了不少維度，但還沒有很好地利用起來。

　　如何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解決緊迫的短期問題？應該制定哪些國際政策來加速或整合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帶著這些疑問，新浪財經聯合羅漢堂重磅推出《羅漢對話·遠見》，本期對話邁克爾·斯賓賽。

　　以下為對話實錄：

　　Q：如何更好地利用數字技術解決緊迫的短期問題？

　　A：我們致力于尋求更為均衡的全局觀，就像陳龍教授看到了巨大的機遇，但也有人認為我們面對更艱巨的挑戰，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事，不論我們如何定位自己看待機遇的角度，我們總要避免過于消極，尤其是在監管或者在限制數字經濟的其他動態創新方面太悲觀。我們需要更透徹地理解如何應對這些多樣的挑戰，這也是為什么這些挑戰將帶來深遠影響，包括隱私、數據安全、國際干預、國家安全問題、權力壟斷以及能不能有足夠的工作崗位。

　　此外，人們又能不能有足夠的技能擔起這些職位，在經濟基本，或者至少部分是基于數字基礎時，這些挑戰會更嚴峻。比如幼兒早期認知能力，形成均衡全局觀的一個前提是，我們必須對利益從哪里來以及怎么衡量這些利益有感知能力，這樣才談得上“怎么看”。我認為在某些領域，我們可能沒有太多類似的問題，但是總體而言這個問題不容小覷。數字革命如火如荼，但增長率和生產力卻急轉直下，這個問題幾乎隨處可見，到底怎么了？這是我想談的第一點。

　　其二，我們總是會有一種思維定式，但人類福祉并非單一維度的，有健康、有可持續性、有社會公平，也有物質上的幸福感，這些都是我們應該衡量的，還有文化因素，人是社會動物，有和他人建立聯系的需求，而數字化正在影響這一切，但問題是我們衡量經濟的標準總是落后于數字化帶來的改變，所以我提出了衡量經濟效益的其他方法。

　　所以我們首先應該認識到，有很多經濟福利不會很明顯，甚至不會被標準化的國家經濟體制捕捉到。例如在醫療領域，變革性效應已經悄然發生，我去年做了一次背部手術，只在我的脊椎附近有一些微小創口，我早上八點半到醫院，11點做手術，下午四點半就能出院。這在十年前都是不能想象的事情。為什么？都要歸功于數字技術。開幾個小口，把數字醫療設備放進去，就能得到所有的成像材料，甚至不需要內科手術，只需一臺小小的儀器就可以知道你的身體里面哪里出了問題，這是個很好的例子，醫生通過數字輔助也可以找到需要閱讀的文獻，文獻浩如煙海，基本沒有人能全部讀完，相比之下數字技術像“超人”，有能力快速瀏覽并定位到你需要的東西，成像技術可能代表了數字技術的最普遍用途，或者是“超通用技術”。“通用目的”指的是可以被應用于各種場景而不是單一用途，質量由此被大大提高了。但在成本方面呈現，固定成本中等偏高，而可變成本極低甚至為負的特點，在軟件、應用、數據中尤為明顯。

　　數字化不會反映到成本上，也不會呈現在市場交易中，但是會在質量上明顯感覺到，這部分的提升卻也是我們不好衡量的，我所談到的這種情況遠非個例，我想強調的是，還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其他衡量經濟的維度，有兩個斯坦福大學的學生，提出可以用成像技術檢測皮膚癌。在斯坦福醫學院的皮膚科中心，他們仔細研究了數萬幅圖像樣本，作為訓練數據集，用于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他們進行了一些試點實驗，效果非常好，我們有什么收獲呢？

　　從技術層面來講，我們有了很重要的成果。但是從實際角度出發，尤其是當你和你的醫生都在洛杉磯，而我在紐約或者蒙塔納，是不可能大老遠跑去看皮膚病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人們總是習慣性認為，數字技術發展到最尖端的時候就會取代人類的地位，但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住在倫敦或者上海想去看皮膚病專家，他們其實是不會接受預約的，簡而言之我們有了更先進的工具，可以識別到哪里出現問題，如果你生活在城市，那么在你看來，從實用角度出發這些改變無關痛癢，但對偏遠地區或者發展中國家會便利許多，的確如此，世界上80%的人家附近可能都找不到一個皮膚病專家，你口袋里的東西，你叫它電話，他們覺得是一個能上網的照相機，普惠才是整體效益所在。

　　總的來說，如果要看實用價值，應該取決于我們選擇的參照組。如果和皮膚病醫治技術相比，它可能勉強算是有趣的科學技術，但是也沒有多重要。但是如果和什么都沒有比較，那這種成像掃描技術就聽起來相當重要了。這種認知的轉變需要一定過程，可以讓我們更著眼于效益，對沖工作、技能、結構性轉變帶來的挑戰。

　　Q：應該制定哪些國際政策來加速或整合數字經濟發展模式？

　　A：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在開放中互通有無，我們已經發現了不少維度，但還沒有很好地利用起來。例如，上游研究就是我們不曾觸達的，因為這部分通常由政府資助，由學術界和高等院校完成研究，但長期以來的開放的全球體系是有充足理由的，因為我們需要公共產品的存在，北京的科學家不可能，同時在洛杉磯做同樣的研究，應該要一波人負責一樣研究，而另一批人在此基礎上解讀并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一種迭代式的積累，如果對國家安全的顧慮過猶不及，將會切斷這種交互模式。

　　雖然我覺得很難實現，仍然構成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們應該達成協議都不應該這樣做，生物醫學造福人類，一旦要最新進展應該立刻共享成果，不分國界，這是我的立場，我們目前為止生活的世界應該在未來的一定時間內永續，這是其一。

　　其次在技術方面，像商業化這樣的東西會產生經濟效應，那么就更需要開放，更需要實踐，需要和知識產權相關或者類似的東西，這可能是問題的根源所在，eBay第一個發現數字技術在開設線上市場中的重要性，緊接著又一批人，擴展了線上市場的內涵，亞馬遜、阿里巴巴、拉丁美洲的美客多接踵而至，雖然并不是每一個都有大型平臺的規模，但是成百上千的數字仍然很客觀，更重要的是其中并不涉及技術盜用，你只需要了解別人的運作模式即可，我們可以通過向新聞業學習，找到創新的多個可行途徑，努力使我們的系統更加開放，在這種環境下可能并非一蹴而就。中國在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和金融技術等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的創新，重要的創新經驗則應該快速推行到其他地區，并根據當地情況加以適當調整。

　　羅漢堂是由阿里巴巴倡議，并由社會科學領域全球頂尖學者共同發起的開放型研究機構，于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羅漢堂首批學術委員會委員以經濟學家為主，包括6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漢堂將攜手更多的全球社會科學家和實踐者，研究數字技術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深刻理解并主動參與這一變革。羅漢堂的研究服務全社會，應對最重要的全球挑戰，并著眼于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