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ACCEPT（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

　　本文作者：

　　龍少波，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研究員、重慶大學公共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厲克奧博，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3月13日，國家發改委等23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其中，明確提出了強化市場秩序監管、暢通消費者維權渠道等全面營造放心消費環境的措施要求。而在疫情結束后的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中的消費環境可能存在短期惡化的風險，值得關注與防范。

　　事實上，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國內消費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趨勢，2019年1-2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現了-20.5%的增速。隨著疫情的結束以及復工復產的加快推進，將會出現明顯的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但不會出現所謂的“報復性”消費“超調”。在疫后的消費回補與潛力釋放中，短期內可能存在消費環境惡化而損害消費者權益的風險。因此，疫后需發揮消費政策的消費指引與監督、與其他政策協同以及供需消費政策結合的作用，通過形成政策合力共同防范消費環境惡化的風險，從而更好地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發揮好消費對經濟的“壓艙石”作用。

　　一、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對消費造成較大沖擊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于3月18日就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充分說明了當前促進消費回補的重要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統計數據表明，2020年1-2月份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為-20.5%，出現歷史上少見的負增長。其中，除了糧油、中西藥品、飲料類等生活必需品尚維持正增長外，其他消費品都轉為明顯的負增長。可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在短期內居民因為隔離而顯著地影響到了消費。由于消費在國民經濟中起到“壓艙石”的重要作用，消費增速的大幅下滑勢必會對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按照居民消費對經濟占比大約40%來匡算，將帶來1-2月經濟增速下滑0.8個百分點。

　　二、疫后將出現消費“回補”而非“報復性”消費“超調”

　　但可以預期的是，隨著疫情的結束和經濟活動的逐漸恢復，居民消費會出現較為明顯的回補現象，預計消費會回歸至疫前的中高增速水平。事實上，在2003非典結束后消費就曾出現明顯反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從2003年5月的4.3%的最低點反彈至2003年7月的9.8%，達到了非典前的增速。按此推算，此次新冠疫情結束后，居民消費增速的幅度也會回補到疫前的7%-8%水平，出現消費明顯的回補與潛力釋放。但是，疫后可能不會出現同比10%以上增速的“報復性”消費“超調”，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消費增速變化主要依賴于居民收入增速變化，不會在短期內出現所謂的大幅度的“報復性”消費“超調”。消費是由消費者收入、消費品供給、消費環境等一系列因素所決定的，而其根本性的決定因素為居民收入。經驗數據表明，消費增速隨著收入增速變化而同向變化。隨著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的高質量發展，居民收入增速與居民消費增速也已經明顯下降至疫前的7-8%左右。而在疫情期間，受到停工停產所帶來的部分企業減薪影響，居民短期收入可能會受到較為明顯的影響。第二，居民的部分必需消費具有即時性特征，不會在后期再出現大幅度“報復性”超調。例如，疫情期間的家庭糧、油、蔬、果、肉等食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一旦前期沒有得以充足消費，后續也不會出現大幅反彈。第三，消費新模式、新業態、新場景已經釋放部分消費，這部分也不會再報復性消費。疫情期間，一部分非必須線下場景的消費已經通過線下轉到線上的方式而得以基本滿足，也不需后續再次大幅報復性消費。因此，疫后的居民消費更可能出現“回補”性消費回升，而非“報復性”消費“超調”。

　　即便如此，疫后的消費反彈力度和幅度也是非常可觀的。由于疫情期間消費增速的大幅的下探，疫情結束后的消費反彈總體幅度可能會較大（從-20.5%上升到8%，相當于近30%的幅度）。而且，消費回補領域將主要集中在建筑及裝潢材料類（-30.5%）、家具（-33.5%）、汽車（-37%）、金銀珠寶（-41.1%）等大額耐用消費品行業以及餐飲（-43.1%）、旅游等性服務行業，這些行業是在疫情影響下探幅度最大的行業，屬于被抑制和被凍結的消費，也是后續消費回補和消費潛力釋放最大的行業。

　　三、疫后短期內的消費環境存在惡化的風險

　　然而，在這些行業的較大幅度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過程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可能會存在短期的、惡化消費環境而損害消費者權益的風險，需要特別關注和防范。

　　其一，前期國內停產抗疫以及目前海外疫情擴散所帶來的產品供應鏈問題，都可能造成部分產品和服務出現供需失衡，從而帶來不合理加價上漲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與2003年的非典不同，新冠肺炎已經在全球多數國家爆發，外部環境對我國消費影響效應更大。我國部分產品的上游零部件以及原材料的供給來自于國外，國外停產抗疫會對我國部分消費品供應造成一定程度的短缺。在消費回補過程中，可能存在廠商變相的不合理漲價以及以次充好的銷售行為，從而損害消費者的切身利益，惡化消費環境。

　　其二，消費者消費習慣和偏好轉變，可能會增加消費投訴的比例。在抗疫過程中，原本習慣于線下消費的人群因為疫情條件限制而轉向線上消費，因此形成新的消費偏好和養成新的消費習慣。因此，疫后消費者的部分線上消費習慣繼續得以延續，網上購物消費比例較疫前會有明顯上升。而網上購物一直以來都是消費投訴的重點領域，因此需要重點關注網上購物等消費環境變化可能對消費者權益的造成的損害。

　　其三，疫情中部分小公司的倒閉、兼并或轉行，可能會帶來部分投訴延期并集中爆發。疫情期間，部分行業的小公司因為資金流、產品銷售問題而可能出現倒閉、兼并或轉行等現象，而消費者購買的產品和服務出現的問題很可能出現在疫情結束后，從而帶來消費者維權困難等問題，損害消費者利益和惡化消費環境。

　　四、疫后消費政策需形成合力以防范消費環境風險

　　因此，建議在復工復產過程以及疫情結束后的一段時期，消費政策需要特別關注消費回補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消費環境短暫惡化的風險，特別需要通過消費政策形成合力以維護良好的消費環境，從而更好地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

　　其一，利用好消費政策的消費指引作用，并通過加強市場秩序監管以改善消費環境。一方面，通過加大頻率并及時地發布消費環境監測、監管、投訴等方面的數據和案例，從而為消費者放心消費提供消費指引。另一方面，加強對消費環境的執法力度，尤其是對網絡消費以及消費回補重點領域加強抽檢和執法力度，嚴厲打擊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凈化消費環境。

　　其二，注重消費政策與其他經濟政策的協同作用。例如，消費政策需要與產業政策相結合，共同發力維護消費環境。對于海外疫情帶來的零部件供應不足而導致的產品短缺問題，長期來看需要產業政策等調控來加以克服，但在短期內又需要行業監管自律以及市場監管部門在生產環節的抽檢監督。再如，復工復產中，財政稅收政策與貨幣政策需要更多地為中小企業提供渡過難關的財稅貸款條件，而消費政策則需要更好地營造營商和消費環境，從而共同降低因企業倒閉所帶來的消費者權益損失的風險。

　　其三，加強消費供給政策與消費需求政策的結合。在疫情控制的條件下，消費供給政策通過加快推進商貿企業的復工復產以及營業，為居民提供必要的消費供給場所、產品與服務，從而與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消費需求政策相結合，以更好地釋放消費需求。而且，在疫情防控形勢明顯好轉的地區，需鼓勵商場、超市、連鎖店的開門率，利用增加市場供給、豐富消費種類的競爭機制，以維持合理的消費價格而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以全球視野立足中國，力求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世界所接受，讓經濟學理論追趕中國的經濟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