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Hyun Song Shin

　　類似阿里巴巴，亞馬遜，臉書，谷歌和騰訊這樣的科技公司在過去20年增長迅猛。這種“大科技公司”（Big Techs）的商業模式根本就是給大規模的用戶提供直接相互溝通的機會，由此產生很多數據。用戶數據給多種附加服務提供機會，繼續激發網絡效應，增加用戶活躍度，以此又會產生更多的數據。這一數據和網絡活動的循環讓很多大科技公司可以有能力進軍金融服務，包括支付，資產管理，保險和借貸。即使如此，金融服務還僅是這些Big Techs們在全球所經營業務的很小一部分。

　　所謂的“大科技公司”（Big Tech）已在各自的行業板塊中建成了平臺，例如電子商務或是社交網絡。大科技公司不過剛剛進入金融服務領域，但考慮到他們以達到的規模和客戶覆蓋面，這些公司是絕對有潛質引發金融體系快速演變的。

　　我們的研究結果大致如下：首先，因為大型科技公司可以收集到客戶數據，所以對申請文件和抵押品的需求就減少了，這就擴大了金融業的包容性。傳統銀行的操作方式可通過文件和抵押品將諸多用戶拒之門外。與此同時，大型科技公司進入金融領域也為“風險 - 收益”這一等式注入了新的元素。有些是新環境中金融穩定和消費者保護的老問題，可以通過調整或擴大現有監管法規來解決。但也有些重要的新元素的出現。大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業的公共政策需要更周全的考慮，利用金融監管，競爭政策和數據隱私監管。在我們做到這些之前，我想先強調以下要點。

Hyun Song Shin

　　大科技商業模式的“DNA”

　　大科技公司的商業模式的根本就是提供用戶之間直接交流的機會。這一業務中一個重要副產品就是用戶的“數據庫存”。這些數據之后可以用于提供一系列的服務，充分利用自然網絡效應，從而帶來更多的用戶活躍度。這樣又會產生更多的數據，所以增量的用戶活動就可以形成閉環。我們將之稱之為“數據- 網絡-活動“（Data-Network-Activitites）循環，或可簡稱為“DNA”循環。

　　DNA環是可以自我強化的。數據越多就意味著網絡效應越強大，又產生更多數據。這意味著擁有成熟平臺的大型科技公司在進入金融服務時，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他們競爭優勢的來源取決于現有平臺的本質。擁有電子商務平臺的大型科技公司從賣家和買家的活動中收集數據，并將其與財務和消費者習慣的信息相結合。這些可為信用評分模型做出寶貴貢獻，尤其是對中小企業（SME）和消費貸款這些活動而言。擁有大型社交媒體平臺的大型科技公司擁有關于個人及其偏好的數據，以及他們的人際關系網絡。擁有搜索引擎的大型技術公司則不會直接注意到這其中的關聯，但他們擁有廣泛的用戶群，可以通過在線搜索推斷出他們的偏好。無論是在社交媒體還是在互聯網搜索領域，大科技公司都可根據用戶偏好來推銷金融產品，或者體現為第三方金融服務的超市，例如保險服務。

　　大數據和金融包容性

　　所有這些優勢都可助力大科技公司為以前那些被銀行拒之門外的客戶提供金融服務。以借貸為例，篩選借款人的信譽對貸款人來說耗資巨大。發展中經濟體的許多中小企業往往沒有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如若借款者缺乏基本文件，或是身處沒有銀行分支機構的地區，他們就很難得到正規金融部門的服務。在此背景下，大科技公司可提供服務，因為他們可以從現有平臺中獲取相關信息并克服信息匱乏的問題。

　　以Mercado Libre使用的信用評分算法為例。這一機器學習模型顯示電子商務平臺的大數據比標準的信用評估方法更有效地篩選不良風險。這也許并不令人驚訝，因為來自電子商務平臺的數據不僅告訴我們借款人的信息，還告訴我們借款人如何與電子商務平臺上的其他在線社區互動。您了解借款人的活動，以及所有業務關聯方的活動。這就像可以通過某人所有朋友的性格來判斷某人的性格。

　　除了篩選借款人的成本外，信貸的另一個障礙是監管和貸款執行的成本。銀行通常要求借款人質押抵押品以應對違約風險。大科技公司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來探討監管和執行的問題。例如，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相對輕松地將每月應支付的費用從銷售收入中扣除。如果大科技公司占據主導地位，信用等級下調和被踢出信用生態系統就會成為對借款者的有力制裁。

　　這可以解釋為什么大科技公司與銀行不同，他們對于公司貸款的支持與資本價格并不太相關。換言之，相對銀行來說，大科技公司對信用的支持對樓市并不敏感。

　　給金融監管出的難題

　　到目前為止，我已談到了大科技公司的諸多益處，但我也要說回成本的問題。現在我也談談這些問題，以及政策應如何應對。

　　大科技公司所帶來的部分成本是新環境下金融監管中的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監管需要適應形勢。如果這種調整迅速超出了現有的法規范疇，那么就必須對這些法規進行修改。一般的指導方向都是遵循基于風險的原則，適當調整監管工具包。

　　支付系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型技術公司可能已經成為系統相關的機構。在中國，大型科技公司作為支付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反映在它們在貨幣市場基金（MMF）產品中的作用。用戶在貨幣市場基金中維持其支付余額。大約一半的資產是銀行存款和銀行間貸款，到期日不到30天，說明大型科技公司與銀行系統之間存在的系統性重要聯系。大額贖回沖擊波可以通過存款取款傳導至給銀行系統。為了應對這些風險，中國引入了一系列新規則，包括要求所有支付公司在共同的公共平臺上進行清算，以及即時贖回的上限。

　　大科技公司帶來了諸多超越傳統金融監管意義的新元素。在大科技公司優勢背后的“DNA循環”，同時也引發與市場力量和數據隱私相關的成本。一旦建立了專屬生態系統，有潛質的競爭對手幾乎沒有可能構建競爭對手平臺，對已有公司形成有力沖擊。有主導功能的平臺可以通過提高進入壁壘，或是讓其提供的一系列服務令他人望其項背，來鞏固自身地位。他人的短處可成為自己的長處。產品捆綁或交叉補貼等其他做法又可進一步減少競爭。這些是競爭管理機構和工業組織內的經濟學家比較熟知的問題，而不是金融監管機構。

　　重溫競爭和金融穩定之間的關聯

　　以競爭目標和金融穩定目標之間的相互作用為例。傳統上，銀行業準入的政策受到兩種不同思想流派的影響。一種觀點認為，新公司進入銀行業是一件好事，因為它促進了競爭。另一種觀點認為，集中的銀行業對金融穩定更有利，這讓現有企業可獲取更高利潤，更有能力積累出強大的股權基礎，特許權價值更高，所以他們更可能謹慎行事。

　　然而，考慮到“DNA”反饋回路，準入和有效競爭之間的關聯并不明顯。如果大科技公司通過控制關鍵數字平臺鞏固其市場力量，或者當這種控制可能產生上述瓶頸時，準入不受限可能不會增加有效競爭。出于上述原因，鼓勵入場的經驗法則（rule of thumb）更有利于激起競爭，繼而可能逆轉形勢。

　　競爭與數據的關系

　　第二個重要層面與數據有關。解決問題的一種途徑是權利“下放”，即將數據的知識產權放至用戶，由客戶決定他們與哪些提供商分享數據，或是將數據出售給誰。

　　然而，DNA反饋循環對權力下放法的順利實施提出了挑戰。大科技公司可以從他們自身的社交網絡，搜索引擎和電子商務的生態系統獲取額外的數據，這些數據并不隸屬于他們所運營的金融服務。由于數據回報的范圍和規模越來越大，大型科技公司將能更有效地使用任何增量數據。

　　由于這些原因，通過對數據的使用設置設限，可以更有效地平衡競爭環境。可以引入一些關于隱私的附加條款，同時允許選擇性地共享某些類型的數據 ，這樣可以通過抑制DNA循環增強有效競爭。

　　第一個例證是世界各地采用的各種形式的開放銀行法規，第二個例證是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監管法規（GDPR）。開放式銀行業務授權第三方金融服務提供商直接訪問銀行客戶數據，他們還為應用程序編程接口（API）設置通用技術標準。如果他們需要將數據所有權從大科技公司轉移給客戶，那這兩項監管法規都可被視為旨在促進更有效市場競爭力的措施。

　　與此同時，一些新的監管法則限制了數據共享的范圍。開放銀行監管法規有選擇地限制可傳輸的數據范圍（例如，金融交易數據）。誰可以訪問數據也有限制（例如，僅限于經認可的存款機構）。同樣，GDPR要求公司在可以使用客戶個人數據之前先獲得客戶的主動同意。兩種類型的限制都被視為大科技公司進入金融領域的障礙。

　　然而，對于這些政策舉措將在多大程度上將金融體系領向有效競爭，取得高效和金融系統穩健性，還有待觀察。擴大眼界，對于在這一領域做出深思熟慮的政策選擇至關重要。

　　鑒于許多新的挑戰，公共政策制定需要相互聯合。

　　首先，國家競爭管理機構，金融監管機構和數據保護機構之間需要加強合作。目前他們的任務目標和執行方法有時沒法做到相互協同。

　　第二，隨著數字經濟跨界擴張，需要在規則和標準方面進行國際合作。 臉書最近提出推出數字貨幣Libra，就強調了跨境合作的重要性。

　　創新將繼續存在，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將帶來巨大的利益。我們看得到這些好處，也應知道金融體系某種程度的破壞性和結構變化不僅應該被容忍，而且應該受到歡迎。但是，對于為了“擾亂”而去“擾亂”的創新，我們就理當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為了降低風險，享受金融包容性和效率提升所帶來的好處，頭腦清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本文由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授權，新浪財經歐洲站站長郝倩編譯，完整講話請參考：文章原文）

　　(本文作者介紹：國際清算銀行經濟顧問及研究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