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什么樣的經濟制度最有利于人類福祉？這個問題定義了當前的時代，因為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經歷了40年的新自由主義之后，我們能夠知道什么是行不通的。

　　降低富人的稅收、放寬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的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這些新自由主義實驗被證實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如今的增長率比二戰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增長率還要低，而且大部分增長率已經達到了收入水平的最高點。在幾十年的停滯甚至收入下降之后，新自由主義必須被宣判死刑。

　　至少有三個主要政治替代方案正在爭奪新自由主義的繼任者：極右翼民族主義、中左翼改良主義，以及進步左翼（中右翼代表新自由主義失靈）。但是，除了進步左翼，這些替代方案仍然基于某些已經失效的意識形態。

　　比如，中左翼代表著披著人道面目的新自由主義。其目標是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政策帶入二十一世紀，只對流行的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模式進行微調。與此同時，民族主義右翼否定全球化，將今天的一切問題歸咎于移民和外國人。但特朗普的總統任期表明，民族主義右翼也同樣擅長為富人減稅、去監管化以及減少或取消社保項目。

　　相比之下，第三個陣營鼓吹我所謂的“進步資本主義”， 它規定了一個基于四個優先事項的完全不同的經濟議程。第一項是重建市場、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平衡。緩慢的經濟增長，不斷加劇的不平等性，金融動蕩以及環境破壞都是市場所帶來的問題，因此市場不能也不會獨自克服這些問題。政府有責任通過環境、衛生、職業安全和其他類型的監管來限制和塑造市場。政府還有責任去做市場不能或不會去做的事情，如積極投資于基礎研究、技術、教育和衛生。

　　第二項重點工作是承認“國家財富”來自科學探索，即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社會組織允許大量的人為共同利益而合作。市場在促進社會合作方面仍起著關鍵作用，但只有在依法治國并受到民主制衡的情況下，才能服務于這一目標。否則，個人可以通過剝削他人、尋租來致富，而不是通過真正的創造力創造財富。許多今天的富人便是靠著剝削發家致富。他們因為特朗普的政策而如魚得水，這些政策鼓勵尋租，破壞財富創造的基本源泉。進步資本主義的目的恰恰相反。

　　這就引出了第三項重點：解決日益增長的市場集中力問題。通過利用信息優勢，收購潛在的競爭對手，創造進入壁壘，主導企業能夠進行大規模的尋租，損害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企業市場力量的上升，加上工人討價還價能力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不平等如此之高，增長如此緩慢。除非政府發揮比新自由主義更積極的作用，否則由于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進步，這些問題可能會變得更糟。

　　進步日程的第四項關鍵工作是斷絕經濟權力和政治影響之間的聯系。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是相互加強和自生自滅的，特別是在美國，富有的個人和公司在選舉中可能毫無限制地花錢。隨著美國越來越接近一個根本上不民主的“一美元一票”制度，民主所必需的制衡制度可能無法維持：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限制富人的權力。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經濟體實際上表現更好。因此，漸進的資本主義改革必須從減少貨幣對政治的影響和減少財富不平等開始。

　　沒有什么魔法能夠逆轉幾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傷害。但符合上述內容的全面日程絕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這要取決于改革者有決心遏制私人部門所造成的市場權力過度、不平等性過高的問題。

　　一個全面的議程必須集中在教育、研究和其他真正的財富來源上。它必須保護環境，遏制氣候變化，保持與美國綠色新政派和英國滅絕反叛組織（Extinction Rebellion）一樣的警覺。它必須提供公共計劃，以確保沒有公民被剝奪體面生活的基本條件。這些措施包括經濟保障、就業機會和生活工資、醫療保健和充足的住房、安全的退休生活以及為子女提供優質教育。

　　這個議程是非常負擔得起的；事實上，我們不得不通過它。民族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提供的替代方案將帶來更多的停滯、不平等、環境退化和政治刻薄，以及其他我們想都不敢想的后果。

　　進步資本主義不是矛盾體。相反，它是對顯然已經失敗的意識形態的最可行、最有活力的替代方案。它代表著我們擺脫當前經濟和政治弊端的最佳機會。

　　(本文作者介紹：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聯合得主之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